近期，国内经济学家群体对中国经济未来走向分歧加大：目前中国经济减速是宏观调控所乐见，还是存在滞胀风险。从很多人依据的一季度经济数据，尤其是企业盈利数据来看，我认为恰恰说明了滞胀隐患的存在。理由是：在增长9.7%的GDP中有大约10%来自企业追加库存所致，而这些库存属于风险库存；同时，在中国企业近35%的利润增长中，有15%左右属于“资源补贴”，比如电价，电厂的成本与销售之间大约每度差距7分钱，电力行业90%亏损支撑着很多企业获得虚假盈利。
我预计，随着电价的逐步调整，下半年CPI难以回落到5%以内。相反，由于能源价格还会上涨，企业利润会降低。如果更多的企业用不起电或因亏损导致逼迫关门，GDP增速会继续下降，今年可能会到8%以下。到那时，同意中国经济存在滞胀风险的经济学家会大幅增加。
我认为可以这样为“滞胀”下定义：宏观经济出现了低增长，企业盈利普遍下滑，失业率增加，股市房市长期萎靡不振，甚至出现熊市。这种组合型经济现象，就是典型的滞胀。
很多经济学家并不担心目前的状况，理由是两点：中国有强大的政府干预机制，可以随时启动超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一旦发现经济增速真的出现危险的下行态势，政策面会随即松动，放开贷款和投资，于是中国经济在地方政府的推动下立即会恢复高速增长态势；二是全球经济刚刚开始复苏，出口会继续拉动中国经济。但我认为，未必。首先是因为滞胀加剧后必然会产生一个最典型的经济现象，就是对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很麻木——滞胀发生后再启动积极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只会刺激进一步通胀，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反而很差。我认为，未来的任何刺激政策都只会微调，不会再现流动性大泛滥。因此，除非经济下行很多，否则政策面会选择牺牲经济发展，忍受通胀上升，于是滞胀环境反而会“被延长”。同时，滞胀在新的经济时代具有很强的传染性。中国进入滞胀区，会影响到很多国家。无论全球经济未来怎么样，中国商品不会再很便宜。一旦中国经济出问题，世界高增长的发动机失效，全球经济都难以维持正增长。
何谓对症下药？就是我们必须明确中国式通胀的成因，看准中国与他国的区别，才能对症下药。
抗通胀必须运用组合拳，千万别指望货币紧缩单打独斗，因为中国式通胀的深层次原因并非货币泛滥，而是由于中国经济处于成本和需求都在高涨的周期。我经常举这样的例子：中国加上印度有相当于欧美两大经济体5倍的人口，却在过去近10年的时间内以高于欧美两大经济体4-5倍的速度在发展经济，这种超高速发展不仅仅只体现在GDP上，更体现在消费需求的快速提升周期提前到来。27亿人要加快改善生活质量，于是到处建房子，每个人都想买汽车，比如中国，过去5年私人小汽车保有量增加了7倍、住房面积增长了近5倍。即使是这样的发展，我们认为还不够，还要加快收入提高步伐，可以想见将增加多少需求，这些需求将配套多少货币发行，消耗多少资源。也许我们没有觉得怎么样，这个世界却已经无法承受，于是资源品价格暴涨。
治理高通胀预期，必须适度降低经济发展速度。但是，当我们真的想将经济增速降下来的时候却突然间发现：降低经济增速非常难。
降低经济增速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将前几年按照“超高速”发展模式开工的许多基建项目都停下了。但如果将2009-2010年上马的项目停下来一半，中国将形成多少烂尾工程，中国已经形成的生产能力将“被闲置”多少？关键是会有多少人失去工作。
要想连根拔除中国式通胀，必须容忍一定程度的高通胀，必须保持“高增长”。必须承认，中国式通胀的主要推手是需求拉动和成本推动，这种需求由于经济还处于成本上升期中，很难压下来。为了减少通胀上升对收入和财富缩水的影响，必须大幅度地提高收入，发放补贴，而这需要企业有盈利，国家有财政收入。因此，为了避免滞胀风险，必须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速，才能减少由成本推动和需求拉动的高通胀对我们生活的影响，这个过程短期很难改变，因此负利率环境也很难改变。指望货币环境一下子收得很紧，不现实。
高通胀和滞胀风险是长时间积累所形成，不能急刹车。在这个过程中收入水平会提高，但物价很难稳定在低水平。为了保证绝大多数企业能够有钱给员工涨工资，必须保持略高一点点的经济增速和货币投放量。
当然，我们不能忘记经济结构调整，不能忘记科学发展观，不能忘记要逐渐地降低经济增速。但降太快了肯定不行。降低经济增速也要按照经济规律办事，要抓住导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最大源头，即需求太旺、欲望太高。先要尽快调整资源品价格形成机制，不能为了保住CPI而一味管制物价，尤其是人为地维持较低的资源品价格。相反，必须通过提高资源品价格来抑制盲目的高消费、高需求，通过一点点地降低需求增长预期来降低经济增速，同时也会慢慢地降低通胀率和高通胀预期，这样才能实现软着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