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去年12月起全国105个重点城市需及时上报“高价地”后，国土资源部对地价的监控即将升级。近日，国土资源部向各省、市、区国土部门下发函件，要求需上报异常交易地块的城市范围，扩大到全国所有县级及以上城市，凡出现异常的地块，必须在2日内上报。（《新京报》5月31日）。
　　严密监控地价异动，目的在于遏制地价虚高势头，进而阻止房价过快上涨。“新国十条”出台后，住建部明确表示将对房价过快上涨的地方政府进行问责，国土资源部也严令各地不得出现新的“高价地”。不过我以为，没有新的“高价地”诞生，并不意味着房地产用地成本真正下降。国土资源部加强对各地土地交易的价格监测固然很有必要，但要真正促使房价下降，重心不在于行政权力的威慑，而在于土地财政的转型。
　　以目前的技术手段，监测地价异动并非难事。但很显然的是，地价的高低取决于市场供求关系，而不是监测的严密。要真正形成稳定乃至降低地价的机制，应当从供求关系入手。时下，一些地方为了规避“高价地”，纷纷尝试“限地价，竞配建”的供地模式。这种住建部和国土资源部积极倡导的供地模式，一举解决了保障房的用地和资金难题。但做做算术题就会发现，开发商的拿地成本，并不会因为地方政府刻意规定地价上限而降低，因为开发商分摊到配建保障性住房的支出，必将摊入商品住宅的成本。在相当程度上，这就是“高价地”隐退但“楼王”仍创新高的原因。
　　纯粹从经济人角度看，对于“限地价，竞配建”的供地方式，无力购房的困难群体是欢迎的，因为这样能够尽快实现保障性住房的梦想。开发商的态度是消极的，因为这种方式给公众的印象是地价降了而房价未降，但这种消极不会太强烈，因为房地产开发的利润空间固然与土地成本密切相关，但与何种方式拿地关系不大。地方政府的态度是中性的，因为这种方式赢得了良好的社会评价，却必须支出更多的土地收益。在保障性住房压力大且问责风险高的背景下，地方政府会乐于推广“限地价，竞配建”的土地出让方式。一旦上级政府对保障性住房的要求不再严格，这种方式很可能遭遇冷落，高地价又将水落石出，裸身上岸。
　　就实质而言，地价是不是畸高，不应该以整个地块的价格为标准，而应该以商品房单位面积中的地价成本为标准。举例而言，如果甲地块保障房的配建比例足够大，与相邻的不配建保障房的乙地块相比，即使甲地块的出让价格与乙地块不相上下，商品房单位面积中的地价实际上已经畸高了。这种隐蔽的地价异动，遭罪的不会是开发商、政府与无力购房的困难群体，而是那些有一定收入却又收入不高的“夹心层”。
　　真正防止地价虚高，应当把目标定位在商品房单位面积中地价的实际下降。这需要地方政府转变饥饿供地的市场手段，增加商品房用地的供应总量，更需要放弃对土地财政的迷恋，把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着力点放在培育壮大产业上。当然，这是一个需要假以时日的艰难转型。这个过程可能会很痛苦，但已无力回避，也不应无限期拖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