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31日是第24个“世界无烟日”，也是我国室内公共场所全面禁烟满月日。然而，在北京一些公共场所，“烟雾缭绕”的现象还是随处可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华预防医学会会长王陇德表示，我国的控烟效果非常不理想。《2011年中国控制吸烟报告》也显示，我国共有7.4亿非吸烟者遭受二手烟危害，公共场所是发生二手烟暴露最为严重的地方，其中餐厅最高，达88.5%；其次是政府办公楼，为58.4%。（人民网5月31日）
　　公共场所为何禁烟效果不理想？专家认为“禁烟令”没有执法主体，也没有规定相应的法律责任，以至于对违规者没有具体的处罚措施。
　　加强监管，加大处罚力度，给经营者和违禁吸烟者以压力，的确是公共场所禁烟的重要手段。但在一定阶段，还不能过于依赖这条路。公共场所那么多，即便明确了执法主体，他们能监控得过来吗？有害食品对民众的危害更大更直接，国家在监管上花了那么大力气，安全问题还是不断出现。人人喊打的问题食品在治理上尚且如此，又何况禁与非禁还未取得高度一致的吸烟问题？
　　监管的有限性，不仅在于行政机关面对众多的公共场所投入的监控力量有限，还在于行政不作为的存在。比如，问题猪肉屡屡进入市场，就是因为在有些地方，病死猪就在检疫人员眼皮下宰杀加工，也没被制止；也有些地方，监管人员被“打点”后，检疫合格戳可由经营者自己随便盖。
　　监管有限的情况下，不妨调动社会力量。在公共场所禁烟，调动社会力量的一个有效方法，就是支持被动吸烟者索赔。有研究表明，被动吸烟者比吸烟者所受危害更大，每天平均1小时的被动吸烟就足以破坏动脉血管，一些与吸烟者共同生活的女性，患肺癌的几率比常人多出6倍，每年因被动吸烟而死亡的人有10万。吸烟过程中，被动吸烟者受到侵害，有侵权事实就可以要求获得赔偿。
　　在西方国家，已有被动吸烟者索赔并获得支持的先例。加拿大渥太华一个餐厅的服务员希瑟·克罗和家人都不吸烟，但她2002年春天她被初步诊断为非小细胞肺癌，这是由二手烟引起的，她长期工作的场所充满了二手烟。她向安大略工作场所安全保险委员会（WSIB）提出索赔要求并获得成功。
　　被动吸烟者索赔，可对多方面产生制约。一是经营者。如果经营者认识到自己的经营场所有很多人吸烟，可能给自己带来侵权诉讼，那他（她）就有压力去制止吸烟行为。而事实上，很多公共场所特别是餐馆，经营人员对禁烟令毫不理会，因为不让顾客吸烟会影响其生意。二是吸烟者。吸烟者之所以不考虑其他人的态度，是因为他们感受不到来自其他人的压力，有了索赔的威胁，吸烟者应该不得不有所顾忌。
　　如果被动吸烟者索赔获得支持，那民众将获得极高的监督积极性，不但有望有效解决行政监管不到位的问题，还可为社会省去巨额控烟成本。这种社会力量控烟，显然是一条成本最低效果最好的控烟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