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经过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步入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行列，但随之而来的是“中等收入陷阱”的威胁。中国在克服“中等收入陷阱”上具有怎样的发展优势，又该采取怎样的发展战略和措施，这些问题亟须有效的解答。为此，《经济参考报》专访了北京大学副校长、经济学家刘伟。刘伟表示，中国当前确实存在着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克服“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在于转变发展方式。
《经济参考报》：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是否会进入“中等收入陷阱”？
刘伟：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指的是一个国家从低收入国家发展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后，经济增长率出现回落，无法继续保持高速增长。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便有可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因此，中国也存在着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但是和那些经济长期徘徊或增长缓慢的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不同，中国具备克服“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优势。
《经济参考报》：中国在克服“中等收入陷阱”上的发展优势有哪些？
刘伟：相对其他国家而言，中国在克服“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上具有三方面的发展优势。首先，从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看，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加速期，具有克服“中等收入陷阱”的“天时”。按当代国际工业化标准，我国工业化率显示我国发展正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即工业化尚未完成，但已进入由一般加工制造业为主向重工、重化工为主的产业革命深化的阶段。从经济发展史来看，这一阶段的经济发展通常是高速增长期，这一高速增长期的长短在不同国家有所不同，但一般说来，越是大国这一时期相对越长，因为要解决的问题更艰巨；越是先发展的国家这一时期相对越久，因为缺少后发优势。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保持了30年的高速增长。按照我们的发展目标，到20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成为全面小康社会(相当于国际社会上中等收入国家)，到2030年真正实现工业化、城市化等一系列目标，成为当代新兴工业化国家(相当于国际社会上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也就是说，在未来10-20年里在我国完成工业化、城市化发展阶段之前，完全有可能继续保持较高的增长率，这意味着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正处在一个前后长达50年左右的高速增长期的中间，在这一时期，无论是投资需求还是消费需求均具有较高的增长动力，若再考虑到我国特有的人口规模和“人口红利”，这种需求动力就更为强劲。这种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构成我国克服“中等收入陷阱”的“天时”。
其次，潜在的城市化空间是支持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因素，我国城市化水平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落后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2009年世界首次出现城市人口超过农村人口，而我国城市化率仅为46%略强。同时，我国这46%的城市化中还包含1亿多进城民工，而进城民工虽然离开农村户口所在地半年以上并以务工收入为生进城，但其生产方式和社会福利水平与真正的市民有很大差距，这表明我国城市化率不仅规模低，而且质量水平也不高。更为重要的是，我国城市化率水平低的同时，城乡差距悬殊。因此，我国城市化速度的加快和城乡差距的缩小，不仅推动着社会经济均衡发展，而且是扩大内需保持持续高速增长的重要动力。城市化规模和质量的提高不仅使更多的农村人口生活方式转变为城市现代生活，从而创作出更大的需求以推动增长，而且使经济资源在更大程度上从传统方式转入现代市场体系和产业结构体系，这本身就是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的过程。
第三，非均衡的区域经济结构，既是我国现代化发展水平低的表现，同时也是支持我国可以更持续地保持高速增长的因素。我国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的客观存在，使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地区推动力上呈现出梯度状态，从而持续拉动经济高速增长。如果说以前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区域推动力，那么伴随我国西部大开发的深入和中部崛起的加速，即使东部沿海地区进入增长速度逐渐放慢的增长拐点(比如通常所说的当人均GDP达到15000美元后)，西部和中部却可能恰恰进入高速增长期。此外，各地根据当地优势和资源禀赋，发展和培育“增长极”，努力扩大极化效应，能够极大地提高我国区域经济结构性效益，不仅提升着高速经济增长可持续性，而且提高着经济增长的效率。
《经济参考报》：目前，中国经济正处于一个持续高增长期，今后怎样才能实现经济长时间的可持续增长？
刘伟：能否实现可持续增长的关键在于增长是否真正建立在效率提高的基础上，而效率提高的根本在于创新，提高创新的根本在于发展方式的转变，包括发展的制度方式和技术方式等方面的转变。
《经济参考报》：在发展的制度方式转变上，中国应该采取哪些策略？
刘伟：从体制改革中寻求增长的动力和效率，既是我国发展方式转变的要求，也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重要经验。我国经济正处在发展模式和体制模式双重转轨过程中，就发展模式的转轨而言，我们正从传统经济向新兴工业化和现代化经济转型。就体制模式的转轨而言，我们正从传统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
伴随市场化的深入和完善，资本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由行政计划体制转入市场竞争体制，其竞争性的效率是不断提高的，从要素效率来看，依我国的经验，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生产函数中，若引入市场化(非国有化)率指标为变量，实证分析表明，市场化越深入对中国经济增长中的要素效率，特别是资本要素效率的提高作用越显著。正因为如此，才使得我国的经济高速增长不仅是增大要素投入量的结果，同时也是要素效率提高的结果。
从结构效率来看，市场化的深入使资源配置的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资源日益从低效率部门转向相对高效率的部门，这种产业结构的演变，对经济增长的效率提升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我国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这种体制性推动的结构演变产生的效率，甚至超过技术进步对增长效率的贡献。只是进入新世纪以后，在全要素效率内部，市场化进程带来的体制性效应和净技术进步效应的比例关系才发生新的变化，体制性效率的提升趋于稳定，而净技术进步对增长效率的贡献上升速度逐渐加快。这一方面说明随着市场化体制改革速度的平稳，经济增长全要素效率提升越来越依靠技术创新，另一方面也说明，在未来的发展中，大力推进市场化进程，完善竞争秩序，将使我国经济增长的要素效率提升有着巨大空间，因为我国毕竟还是一个朝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转轨的经济体，距离完善的市场经济目标尚有很长的路。
《经济参考报》：在发展的技术方式转变上，中国又应该采取怎样的策略？
刘伟：转变发展的技术方式需从产业组织和市场结构的改进中寻求技术创新的能力提升。经济发展史表明，技术创新的主体应当是企业，而不应当是政府，尽管政府在技术创新中有着重要的作用。以企业为行为主体实现创新，运用的经济机制应当主要是市场体制而不是行政计划体制，尽管政府的政策支持不可或缺。这就要努力改进产业组织状况和市场结构，以提高市场竞争推动企业技术创新的能力和效率。产业组织和市场结构处理的根本问题是规模经济和有效竞争的命题，对于技术创新来说，重要的一点便在于合理构建企业规模，同时努力提高竞争的充分性。
一般来说，重大的战略性和持续性的技术创新，主要依靠大企业。因为只有大企业，尤其是市场占有率和集中度较高的大企业，不仅有可能投入更多的资源进行创新，而且能将高投入研发的高投入风险尽可能广泛地分散，其单位产出均摊的创新风险成本越低，企业承受风险的能力便越强，而技术创新最为关键的恰在于如何化解其中的高风险。中小企业在技术创新中固然不可缺少，但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更多的是个别产品创新，工艺创新或局部技术创新，尤其是中小企业在技术创新中虽具有更灵活的学习和借鉴能力，但总的来说其创新力往往与单一产品的市场生命周期相联系，难以持续。如何构建一个合理的大中小企业的产业组织结构，使企业具有普遍的规模经济，同时又在市场结构上支持企业创新力的提高，是我国经济面临的重要问题。
对于我国来说，培育具有创新力的大企业，关键在于如何使国有企业真正具备现代企业制度和行为特征。从外部竞争环境来讲，如何构建合理有效的市场结构，使国有大企业面临充分有效的市场竞争压力，而不是在垄断条件下，特别是借助于市场力量和行政双重作用形成的垄断条件下进入。显然，这些问题的处理不仅十分艰难，而且独具中国特殊性，但正是这种独具中国特性的问题的处理，才能为中国经济的技术创新力提升创造条件。
《经济参考报》：从宏观角度看，我国经济的总量失衡表现在哪些方面？
刘伟：可持续增长需要从宏观调控方式的转变中寻求增长均衡性。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总量失衡不断发生变化。在1998年之前，失衡的基本方向是需求大于供给，曾经发生过三次较明显的通货膨胀。从1998年下半年之后，我国经济总量失衡方向转变为需求相对不足，直至2002年。自2003年起直至2007年我国进入一轮高速增长，在投资和消费领域出现了反方向的失衡，即投资领域需求过热，而在消费领域需求不足，特别是工业消费品和产能过剩严重。到目前我国宏观总量失衡状况更为复杂，“滞胀”可能性增大。事实上我国经济现阶段，无论是在需求还是供给方面，均存在两个车轮赛跑的状况。
我国总量失衡的动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系列结构性失衡起着十分突出的作用，一是总需求中的内需与外需结构失衡，出口需求的波动对经济增长稳定性的影响过大。二是在内需结构中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结构性失衡，国民经济增长过于依赖投资需求拉动。三是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扭曲，对经济增长的均衡性和可持续性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四是城乡发展结构性失衡。五是产业结构失衡，其中突出的一点在于现代化服务业发展落后于经济发展的要求，与工业制造业的发展间存在严重的结构矛盾。还可以寻找其他方面的结构性失衡，但上述5个方面的结构性失衡对我国现阶段的均衡和持续增长已经构成较为突出的影响。
《经济参考报》：在转变宏观调控方式上，中国面临着怎样的选择？
刘伟：要实现我国经济持续均衡增长，必须努力改变宏观调控方式。宏观调控方式的改变与我国市场化进程阶段性特征相适应。我国市场化进程的重点发生了转移，从市场规模构建转为市场秩序完善；市场化进程的焦点发生了转移，从国有企业改革转为政府职能转变和改革。相应地，现阶段我国制度创新的关键集中在三大制度创新上，一是财税制度改革，包括公共财政制度的改革和中央与地方、政府与企业的财税结构改革；二是金融制度改革，包括金融市场化和央行独立性的提高；三是土地制度改革，包括土地资源配置方式的改变和农村土地制度的调整等。没有这三方面关键制度的创新，我国现阶段宏观调控方式改变和调控效率的提升，都面临着严重的障碍。
就实现宏观调控具体的方法而言，依我国现阶段的国情，可以也应当注重强调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的统一，供给管理的核心在于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总需求管理无论是运用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或是汇率政策，其需求效应均具有短期显著性。因而，货币、财政、汇率政策的供给效应往往容易被忽略。比如，扩张性的财政收入政策(减税)在刺激需求的同时也可以带来降低成本的供给效应；紧缩型货币政策(加息)在紧缩需求的同时，也可能促使企业和项目提高赢利能力和竞争性效率的供给效果；人民币升值，在紧缩出口需求的同时，也会带来进口价格下降进而降低相应成本的供给效应。
事实上宏观政策的供给效应显然长期才能显现，但其作用往往具有根本性。对于我国来说，由于特殊的体制转轨特征和后发优势的存在，在实施供给管理上更具可能和必要。首先制定和实施较为系统的产业政策，包括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政策；其次，制定和实施较为明确的区域结构政策，包括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和明确区域性增长极；其三，制定和实施持续的技术创新政策，包括技术、产品、制度、市场等多方面的创新；其四，制定和实施人才战略，提高人力资本的比重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其五，制定和实施节能减排，保护环境等降低社会成本和发展成本的长期发展政策，等等。
当然，在实现宏观经济目标的调控方法上协调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必须有相应的体制条件作保障，即必须在深化市场化进程并且不断完善市场机制的基础上，系统地引入政府的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如果没有这一制度前提，总需求管理便成为不可能。同时，总供给管理也极可能演变为计划经济下的政府直接控制经济，因为，供给管理的政策效应相对于总需求管理而言毕竟更直接地作用于企业和劳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