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央行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跨境贸易和境外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业务发展迅猛，形势喜人。但与此同时，笔者认为随着我国跨境人民币业务发展，必将形成跨境人民币流动格局，则央行货币政策执行的复杂性和难度也在不断增加。那么，为应对跨境人民币流动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建议央行货币政策应尽快走上国际化的轨道。
去年6月22日，《关于扩大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发布，规定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范围扩大到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同时境外地域扩展至全球。数据显示，去年银行累计办理跨境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及其他经常项目人民币结算业务5063亿元。截至2010年12月末，全国共办理人民币跨境投融资交易386笔，金额达701.7亿元。今年前个月，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量达到了5300亿元，超过了去年全年业务量。而且，到目前为止，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企业已近7万家。再从人民币境外直接投资情况看，从今年1月中旬央行以“一号文件”形式公布了《境外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规定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地区的行和企业可以开展境外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试点以来，截至今年4月末，各试点地区累计办理人民币境外直接投资250笔，金额近200亿元。另外，跨境人民币业务类型不断丰富。一方面，围绕着服务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大型商业银行积极推出对境外参加行的人民币账户融资、人民币购售业务，以及对境外贸易企业的人民币贸易融资等配套业务，初步形成了服务于跨境贸易企业的一篮子全流程的业务链条。另一方面，商业银行还积极开展了资本与金融项目下相关跨境人民币业务的试点，包括境外人民币项目融资、境外人民币直接投资、人民币担保等。为了更好地推动跨境人民币业务的开展，今年三月初，央行部署了2011年推动跨境人民币业务的四项工作：包括继续扩大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力争将试点扩大至全国范围；稳步扩大人民币在跨境投融资中的作用；有序拓宽人民币回流渠道；继续扩大本币互换和本币结算协议的签订，落实已签署的货币互换协议和本币结算协议，鼓励互换资金用于贸易投资。
2010年6月19日，我国央行宣布重启人民币汇改，人民币对美元汇率重新进入双边波动的通道，波幅明显扩大。截至今年3月底，人民币兑美元累计升值已超过4%。预计未来人民币汇率将会形成更具弹性的走势，在持续的双边波动中保持每年3%-5%的温和升值，而不太可能出现一次性的大幅重估。中长期人民币升值预期，更容易促进贸易结算及其他跨境人民币业务的发展，因为升值预期有助于激发境外企业和个人对人民币的潜在需求，人民币更容易被接受为跨境贸易结算货币。在这方面，外贸出口企业表现的最为突出。因为，在外贸交易中，往往订单在先，按照老汇率报价；付款在后，按照新汇率买单。所以，人民币升值让众多低利润的外贸出口企业颇感压力。那么，采用人民币跨境结算的方式似乎成了企业规避汇率风险的最有效途径。同时，以人民币计价的融资产品、理财产品等，也会具有升值预期而被境外机构和个人所乐于持有。
在这样的环境条件下，跨境人民币业务就成了我国商业银行国际化经营的重要突破口。目前我国大中型商业银行大都制定了明确的国际化发展战略。而作为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主要参与者，我国商业银行在实施国际化经营战略过程中，面临跨境人民币业务提供的多方面历史机遇。通过发挥本币优势提供贸易结算等跨境人民币业务，商业银行可实现国际业务多元化，开辟新的盈利空间，并改进对国际业务客户的服务能力，提升中资银行的国际竞争力，促进我国银行间市场的活跃和开放等，从而可以借跨境人民币业务的发展契机，全面提升国际化经营水平。
目前，工行作为国内最大的商业银行，在跨境人民币业务发展的优势也越来越明显。资料显示，截至今年三月底，工行已为境外机构及代理行开立人民币账户200多个，人民币清算网络覆盖了全球52个国家和地区，稳居同业首位，初步建成了全球的人民币同业清算网络。为抓住发展跨境贸易人民币业务的战略性机遇，工行根据客户的需求积极开展业务创新，先后完成了全球首笔人民币远期信用证、首笔跨境贸易人民币融资和首笔香港人民币发债资金回流境内、首笔人民币与卢布的境外外汇市场挂牌交易、承销首只台资企业人民币债券在港的发行等具有开创性的跨境贸易人民币业务，在推动人民币走向世界的同时也抢占了市场先机。从2009年7月跨境贸易人民币业务开始试点到今年3月末的一年多时间里，工行的跨境贸易人民币业务金额已经超过了2500亿元，其中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金额近2200亿元，居同业领先地位。今年3月11日，工行又在新加坡分行成立了首家海外人民币业务中心，开启了该行大规模开拓海外人民币业务市场的序幕。
一是将对中国经济和金融的稳定产生一定影响。跨境人民币业务发展进而形成的跨境人民币流动，意味着中国终将取消对资本项目的管制，使人民币最终成为完全自由兑换货币，这就有可能使中国的金融市场成为外国投机资本冲击的对象。因为，取消了货币壁垒，国际经济危机、通货膨胀可随时传递到国内，这种情况在金融自由化、大量资本在国际间自由流动的今天尤为明显。在外国投资者大量持有我国短期资产的情况下，国外对货币偏好的变化，往往会引起大量的资本流动，对我国金融市场乃至经济产生冲击，而这种冲击会对我国货币政策造成严重影响。
二是境内外人民币利率和汇率迥异会产生人民币的套利问题。随着境外人民币流通规模的扩大，形成香港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会有完全市场化的境外人民币利率和汇率。如果境内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步伐跟不上，境外完全市场化的利率和汇率就会对境内利率和汇率的管制构成冲击。大规模人民币资金跨境套利和套汇，将使得我国政府根据境内经济的发展情况确定利率和汇率变得更加困难。而且，国际投机分子可能在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积累人民币头寸，瞄准时机专门对我国的利率和汇率进行冲击，从而扰乱国际金融市场，特别是中国金融市场秩序。
三是使我国货币政策的操作面临“内外均衡冲突”。跨境人民币流动，使得人民币的两种“身份”和两种职能有时候会发生冲突。人民币逐步国际化，本国货币与国际金融之间一体化程度将增强，这样，国内的货币政策将面临更加严重的“内外均衡冲突”问题。当我国出现通胀时，采用提高利率的货币政策进行调节，结果境外人民币回流，国内人民币增加，货币政策失效；当国内通货紧缩时，采取降低利率的政策，结果国内人民币外流，国内货币减少，货币政策失效。
四是或会遭遇“特里芬困境”。“特里芬困境”是偿还能力与持有者信心之间的两难境地。任何一种货币来充当国际货币时都存在“特里芬困境”，发行少了，面临国际支付困境；发行多了，面临货币贬值、通货膨胀困境。随着跨境人民币业务向纵深发展以及更广泛的流动，人民币将成为国际间经常使用的计价、支付和储备手段，因此国际上对人民币的需求量将会大幅度上升。在这种大幅增长的需求的推动下，人民币的发行量可能会大量增加，从而有可能形成通货膨胀的潜在压力，这就是人民币遭遇了“特里芬困境”。
首先，重塑货币政策新理念。随着跨境人民币流动的形成及发展，人民币运行的领域和范围也随之扩大，即从境内扩大到境外，这就要求针对人民币的货币政策的制定和运行也应早日进入国际化的轨道。而那种传统的封闭型货币政策思维定式已经落伍，必须重塑，其操作策略也必须加快转变。
其次，近期要坚持以货币政策控制流动性总量。由产业运行内生的顺差导致的外汇占款持续增多的流动性问题在今后几年内仍将存在。而当前经济增长速度也已经偏快，资产价格泡沫成分已经很多，如不能在总量上有效调控流动性增长问题，就会影响经济的持续和稳定增长。因此，当前必须坚持以货币政策在总量上进行调控。同时，还需要从财政、收入、产业、外贸等政策进行结构的优化与调整。
再次，防范人民币跨境流动风险。国际化的货币政策的制定应着力在如下方面作出努力以防范风险。增加人民币汇率的弹性，使人民币汇率及时调整至适当的水平；提高人民币利率市场化程度，使人民币利率水平与国际利率水平保持合理的水平；要利用市场机制引导人民币有序跨境流动，使人民币跨境流动处于央行的监管和调控之中；适当控制国际储备水平和经常项目剩余，减轻人民币持续的升值的压力；尽快创造资本项目开放的条件，进一步放宽携带人民币现钞出入境的额度。
另外，在加强监管条件下积极推动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香港作为离岸人民币市场，在今后两三年内将离岸市场发展到2万亿人民币存款的规模，在此过程中还要鼓励外资企业用人民币FDI替代外币FDI，鼓励人民币贸易结算，推进香港本地和第三国对人民币的使用，尤其是外国企业在香港借人民币并在境外使用。同时，适当控制中资企业在香港人民币市场的融资和回流。这样一来，就可以确保离岸市场的发展在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同时，对境内货币供应、外汇储备、对冲操作和境内外资本流动的影响都是可控的。
还有，努力加强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目前，中国的崛起以及在全球的地位与日俱增，人民币国际化步伐日益加快，这与美元的国际“霸主”地位以及当前美国的强势美元战略是“不合拍”的。因此，当前，加强国际货币政策协调尤其是中美货币政策协调尤为重要。在第三轮以及以后各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要让美国认识到，人民币的崛起只会帮助美元更好的发挥国际货币的作用而不会排挤甚至取代美元的作用，希望美国能着眼大局，认清形势，双方应共同采取前瞻性的货币政策，并积极关注货币政策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共同营造一个良好的国际货币体系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