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市场经济的根本原则，它意味着没有低效率者的淘汰，就没有高效率者的生存。这对欧盟来说，应该也是同样适用。据报道，如果希腊不能在7月中旬之前得到欧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洲央行的援助，整个国家将面临破产的窘境。
　　为应对这一形势，德国安联集团主席米歇尔·迪克曼近日提出一个建议，对这个风雨飘摇中的国家实施类似于“马歇尔计划”式的援助，即：为摆脱债务重组困扰，用投资建厂等方式将劳动力和资源优先向希腊倾斜，通过为希腊培育经济增长动力的方式从根本上解决债务危机的偿债能力。
　　仅从字面逻辑来看，这一思路似乎并无太大的问题，甚至有媒体将其解读为超越债务重组，通过培育经济基础 “授人以渔”的治本之策。但是，细察之下，人们不难发现这一政策很难施行。当年“马歇尔计划”之所以能成功，其主要原因在于西欧当时在劳动力和技术上已经具备了世界领先的工业基础，华盛顿不过是顺势而为，用美元助推西欧经济快速起飞罢了。可以说即便没有马歇尔的美元资助，西欧诸国迟早也会复兴。
　　但希腊却有所不同，劳动与社会福利状况与英、法、德等传统西欧强国不相上下，但在经济结构上却工业技术基础薄弱，仍依靠传统旅游业和海洋航运业为主。在这样的国家投资建厂不仅难以起到推动经济实现快速增长的目标，相反还可能造成外部投资的损失，因为从竞争力来看，对希腊的投资回报很难与东欧、亚太新兴市场国家相提并论。如果实业投资进入该国最终得不到应有回报，投资者最终还是会弃之而去，从而对希腊经济造成更深远的打击。可见要“授人以渔”，要有正确的“渔”才行，否则非但不如直接“授人以鱼”，反而可能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
　　希腊经济之所以难有起色，根源在于经济基础薄弱，而高福利社会又造成居民进取精神远逊于亚洲新兴市场国家，从而导致实体经济本身的潜在产出水平较低，因此，对这类国家治理最佳的办法是重塑市场竞争体系，提高社会经济运作效率。
　　对于整个欧盟而言，在现在的联合机制下，欧盟当局很难对单个国家的内政事务进行干预。松散的政治联合很难强求所有国家像一个国家那样高效运作，避免短期内规模的快速扩张，防止部分达不到标准的国家混进欧盟，是维持组织合理运转的必要防范措施之一。这就要求建立有效的淘汰机制，及时剔除不合格的成员国家，以防局部不稳定因素影响到全局。
　　换个角度，试想如果离开了欧盟和欧元，希腊、葡萄牙这样的经济小国，还能掀起所谓的“欧债危机”巨浪吗？结论显然是否定的。欧盟前期过于强调成员数量，而忽视质量的控制，导致很多经济状况较为落后、却想搭欧元便车的国家进入，这些通过粉饰财政数据进入的国家迟早会将欧盟拖下水。建立合理的淘汰机制，及时剔除不合格的成员国，在经济上无疑有助于欧元区和全球经济的复苏。在政治上，只要法德意等大国稳定，即便希腊这样的小国暂时离开，恐怕不会影响到欧盟发展的大局。相反，杀鸡儆猴也有助于提高欧盟成员国的自律性，防止类似危机的发生。
　　更进一步说，最近数十年来之所以金融危机频发，恐怕与各国政府对类似大型金融机构淘汰机制不足有关。正是由于这种“太大而不能倒”的思路限制，导致自由市场竞争机制难以发挥效率，从而进一步催生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只有重塑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体系，才能推动金融体系新陈代谢，提高经济体的运行效率和稳定性。
　　对于中国经济来说，也同样如是。国内近年来国企重组走的是权力集中、资产聚集的道路，这样的结果必然是催生垄断性经济组织。表面来看，单个企业的经营业绩快速提高，中国企业在世界500强中的比例有所上升。但这样的垄断利润是建立在攫取其他中小企业利润和广大消费者剩余的基础之上的，对于提升整个经济体的效率毫无益处。
　　如何在建立现代大型企业的基础上提升整体效率？关键还在于建立竞争和创新机制。只有建立竞争，才能推动产品和服务创新，并抢占国内外市场，提高整体经济效率和竞争力。即便是在电网、通信等自然垄断行业，也有必要建立多个相互竞争的平台，防止“无竞争经营获利”企业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