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0日，国家审计署披露了17家央企存在的多项违规问题。这17家央企多集中在电力、能源、重工和通信企业，主要问题包括：7家央企存在职工薪酬管理问题，涉及违规发放奖金、补贴、旅游费等。如中核集团、中远集团、南方电网等3家央企薪酬福利管理问题突出，2007－2009年间，中核集团所属单位发放的问题薪酬福利超过1.5亿元；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职工多分红利超2000万元。部分央企存在“小金库”，如2003－2009年，中船重工所属山船重工违规设立“小金库”6412.32万元，其中的5022.89万元被用于发放职工奖金，1201.43万元被用于业务活动经费等。
　　审计署披露的数据，堪称是央企违规及腐败的一次集中展示，从涉及企业、违规问题来看，都很有代表性地证实了一点——央企已经成为国内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群体，它们正不断地以各种方式来为自己谋取利益。这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种“集体腐败”。
　　对于此次审计中暴露的问题，国资委称，将规范职务消费、加强薪酬福利管理，推动企业及时堵塞管理漏洞，并不断增强透明度。然后，国资委又称，目前中央企业体量非常庞大，集团公司下面二、三级子公司非常多。这有将问题推向那些二、三级子公司的倾向。同时，不少央企对此事也采取了回避的态度。央企要么完全回避此事，不接受媒体采访，要么推三阻四，只有极少数央企承认存在问题，表示要进行整改。部分央企态度之冷漠、回应之笨拙和强硬，令人印象深刻。
　　如果上述问题发生在一个民主和法制水平更强的国家，这些“出事”央企肯定会受到公共舆论的穷追猛打，有一部分责任人则“死定”了，将为此负责甚至负上刑责。然而，中国央企都是“共和国长子”，它们在相当程度上有着免责权力。但这种特殊化是危险的，它们将在中国社会埋下不稳定的因子，当情况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则有可能引发中国社会的不稳定。值得政策部门一问的是：不断出现的国企违规和腐败行为，这是偶然的个案问题，还是制度性的问题？在国资委看来，肯定倾向于前者，因为制度性的缺陷会导向一个颠覆国企价值的结论。
　　在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环境下，国企的普遍存在和强大是一个现实。恐怕在很长时间内，都不要奢望对国企进行颠覆性的、破坏性的改革。在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之初，国企曾有一段惨不忍睹的时候，那时国企机制不行，负担沉重、效益低下，十分虚弱，那时国企的贪腐并不严重。而现在，在国家剥离了巨额坏账，投入巨大资源对国企（尤其是央企）进行市场化改革之后，国企的处境大不相同了。随着国企在市场中控制力的增强，国有企业积累的财富、控制的资源大大增加。
　　在这种情况下，决策层不能忽视的是，由于国企规模和资源控制力增强，国企“集体腐败”造成的负面影响可能十分强大。它们在为政府执政提供资源和经济基础的同时，也在制造不稳定因素。因此，平衡两者的损益就应该成为决策部门判断的重要标准。
　　总之，在贫富差距增大的社会背景下，这类问题可能继房价问题之后，成为新的引发社会不满的重要因素。抑制国企制度性腐败的工作，如约束国企老总的权力、打破国企的垄断等，应该提高到维持稳定的高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