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渐失、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源供应瓶颈以及国际竞争挤压，或将使中国的高速增长周期告一段落。但若因此断定中国经济奇迹即将成为历史甚至2020年前危机被引爆，似是博得眼球关注的国际炒作。不过，换个角度来看，唱衰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对我们来说或许是一种另类提醒，将促使中国更加重视制约经济长期发展的诸多瓶颈。随着中国经济基数的增大和既有增长动力的不断减缓，中国必须寻求中等增速条件下的效率改进之道。
二战以来的经济史表明，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往往比首席经济强国更难做。这不，自1968年以来在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宝座上呆了42年的日本，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一度将美国逼得透不过气来，但日本在随后的15年，经济规模一直在5万亿美元徘徊，追赶美国之势戛然停止。如今，当中国超越日本成为名义上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时，国际上既有“中国经济规模将在5年之后超越美国”之类的高级“忽悠”，也有中国经济奇迹或演变成为经济危机，并有可能在2020年之前被引爆的唱衰预言。其中，大和资本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师孙明春的实证分析和相关预测颇具代表性。孙明春日前以大量的数据和假设为基础，认为中国在未来5至10年，将遭遇中等收入陷阱、有效就业人数急剧下降以及收入不平衡进退两难等三大危机，并断定中国即便发展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也不能有效解决就业难题。
细数今日中国经济领域面临的诸多棘手难题，无论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收入差距拉大和就业问题，还是民怨日益集中且遭遇巨大改革阻力的高房价问题，乃至治理经济内外失衡和产业升级等关键命题，某种意义上都是长期以来经济运行过程中诸多矛盾和沉疴的集中或者阶段性表达。换句话说，上述这些发展中的问题既是增量改革负效应的陆续显现，也是改革由整体推进向深层次攻坚过程中遭遇阻力之后的不断体现。改革既需要关键领域的突破，更要有新一轮的整体设计，以确立未来十年乃至更长时期的改革框架。
但是，首先需要解决的是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问题。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寻求有效经济增长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一要务。只是当中国经济规模迈上具有指标意义的5万亿美元的台阶之后，中国经济即便要达到7%左右的年均增速，也是高难度命题。而且从经济增长的质量来看，假如增长模式无法实现质的跨越，简单追求国内生产总值（GDP）增幅不仅没有太多的福利效应，还会导致既有增长模式弊病的进一步恶化；而倘若中国经济真的像某些经济学家所说的早就跨过了“刘易斯拐点”，则中国经济在逐步告别人口红利之后有可能会迎来痛苦的爬坡期。
另一方面，人均GDP为4400美元的中国目前正处于人均GDP在900美元至11000美元的中等收入阶段的中低端。这是中国经济迈向更高阶段的新起点，也可能是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临界点。中国也许能在10年内将经济规模做大到10万亿美元。但业已出现的部分领域突出问题使得我们必须格外警惕可能遭遇的“中等收入陷阱”。如果不能有效制止收入分配格局向政府和企业特别是少数富人的倾斜和集中，不能改变可供民众分配的最终财富较少以及民众消费的产品高度市场化格局，则不仅难以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真正转型，亦很难建立广受认可与尊敬的发展模式。
内外经济的失衡尤其是外部发展环境的可能恶化使得中国在愈来愈不确定的经济环境中，爆发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未来5至10年，中国既要积极提高劳动力素质、资本积累水平与全要素生产率，更要加快系统重要性领域的市场化改革步伐以及构建高水准的公共服务体系，以给资本寻找新的投资渠道和创造新的需求，最终实现政府职能由建设型向服务型转变。
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增大和既有增长动力的不断减缓，中国必须寻求中等增速条件下的效率改进之道。笔者估计，2020年前后，中国年均经济增速有可能保持在6.5%。其实，以中国现有的经济基数以及要素投入保障条件来看，能够保持这样的经济增速已经相当不错了。要素禀赋最为丰裕的美国，在经济规模达到5万亿美元时，对经济增速的期待也就在3.5%左右。中国之所以长期以来一直将8%左右的经济增速视为增长红线，既是现有政绩考核体系约束之下的派生品，也是长期以来并不那么优化的经济增长模式的低效率与宏观经济目标冲突的产物。有鉴于此，中国亟须充分利用所剩不多的人口红利，保持较高的资本积累，提高劳动资源的使用效率，特别是要注意提高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水平。
以存量和增量财富为依托，以改善民生福利为目标指引，以打破既得利益对改革干扰为抓手，通过推进生产要素、收入分配等系统重要性领域的改革以及加快政府自身的改革，构建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和多元化的公共产品服务体系。真正实现财富积累由政府、企业和部分个人向广大百姓尤其是弱势群体的适当转移，做到藏富于民，并辅之以高质量的教育和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若如此，则不仅能够成功越过“中等收入陷阱”，实现民生福祉与经济增长的同步提高，也可以充分展现“中国模式”的生命力。
中国在尽力做好经济转型这篇重要文章的同时，还应避免超级崛起之后常有的骄躁心理。曾经不可一世的日本之所以迟迟未能走出该陷阱，除了上了战略高手美国的当，于1985年草率签署了“广场协议”失去汇率主导权进而导致泡沫破灭之外，日本还犯了一个致命错误，那就是在经济处于高峰的时候未能保持清醒头脑，以为真的可以超越美国，君临天下了。殊不知，美国不仅有最具打击力的国家竞争战略，更不乏拖垮乃至摧毁现实与潜在竞争对手的经济工具。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既有自身经济发展走火入魔的内因，也离不开美国控制的金融资本对日本刻意打压的外部因素。日本既败在美国人手上，也间接断送了自己的发展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