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物流成本高，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严重问题。其原因有三个方面：
　　一是物流运输中各种收费太多，乱收费、多收费、高收费、不合理收费现象十分普遍，包括道路的收费、管理的收费、办理各种证件的收费等等。
　　近20年新建的大部分高等级公路，由公共产品部分地蜕变为准公共产品，甚至是私人产品，高速公路以公共设施的名义，转化成某些利益集团牟取暴利的工具，并十分巧妙地以高工资、转移支出等途径实行利益输送。从投资主体选择、工程预算到工程招标等就埋下了高收费的伏笔。一些高速公路的预算按照所谓“国际标准”，但实际采购和施工过程中，投资方、中标方、施工方都不约而同地“拼命节约”，导致出现不少“豆腐渣”工程。
　　我国公路货运的主要成本，一是超高的过桥、过路费，二是交警、路政人员的乱罚款，三是高昂的柴、汽油费。这就是所谓的“两高一乱”。
　　二是虽然收费很多，但是很多地方的物流设施还很落后，如轮渡、仓储和码头等，大量的落后设施直接导致运输成本上升，因为它不便捷、效率低。而不便捷正是各种公路收费扰乱了合理高效的流通体系的建成，降低了流通效率。由于收费过高，各类企业为了降低成本，在考虑选择公路、水运或铁路运输过程中，不得不舍近求远，甚至绕道，以时间占用换取物流费用的降低，从而使合理有效的流通渠道体系难以建成，包括各种物流设施的使用、仓储运输网点的布局以及运输工具的使用。公路收费里程长，站点密、收费高、罚款乱。众多的收费站卡如同“肠梗阻”，使不少高速路变成了低速路，大大降低了公路使用效益。据报道，美国的9万多公里高速公路当中只有8.8%是收费路段，全世界14万公里收费公路有10万公里在中国。中国几乎所有的高速公路都是收费公路，公路的公共性质荡然无存。
　　三是物流的管理体制、运行机制不成熟。譬如，很多部门都在管物流，但是管理重复且不到位，导致我们的物流成本过高。
　　物流成本过高的问题，政府必须从整体体制和战略上解决，也就是要从整个企业的整体发展和运行提速、减负，减轻各种负担。
　　最难解决的就是道路收费。一些公路投资部门或营运部门，实际上，就是一些半明半暗的小集团利益或私人投资，为了多收费和高收费，尽可能多地设置罚款机会和金额，成了一种“潜规则”。于是，本来是公共投资的公路却变成私人投资的公路，本来是免费的却变成收费的，本来是少收费的变成多收费的，本来已经收费到期却一直延期收费。“贷款修路，收费还贷”这个在工业化初期和原始积累初期采取的短期对策，却被一些利益部门和集团无限放大，以致乐此不疲。
　　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要从体制上打破这些垄断集团的强取豪夺、掠夺式的对全体社会的伤害，不能把公共的基础设施，当成某个人、小团体利益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