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在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前提下，21世纪上半叶，中国将先后迎来劳动年龄人口、总人口和老年人口三大高峰。在人口可计量预测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人口的几个变化趋势：
　　第一，我国总人口于2030年达到峰值，总劳动人口2020年达到高峰，而2010年已进入老龄化加速期。对于存在争议的人口红利拐点问题，事实上2010年左右人口红利最为丰厚，之后逐年递减，中国的人口机会窗口将在2030年左右关闭。
　　第二，对于民工荒和低端劳动力成本上升问题，由于年青可转移的农村人口下降，2005年已出现局部劳动力供给拐点，劳动供给的差异性导致民工荒现象并推动低端劳动力工资上涨。
　　至于刘易斯拐点，其实是关于城乡二元结构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概念，并不涉及社会总人口和劳动力总量的变化，不能与人口红利问题相混淆。从充分就业，农业与非农业部门的生产率以及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来看，刘易斯拐点的框架对当前的中国并不适用。2010年中国城市化率49.8%，城市化进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作为理解长周期的一个线索，人口影响了一个经济体的 50至80 年的增长过程。因此，在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分析中，人口的年龄分布与未来变化趋势被看成是决定流动性、建筑周期、城市化和工资、成本与利润的一个主要因素。因此，国家统计局稍早时候发布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汇总的核心数据，以及未来还将陆续发布海量的人口普查的数据，对于认真理解人口发展规律和我国的就业政策、人口政策调整和制定以及资本市场的投资有重要意义。
　　中国目前人口红利的形成或产生，是建立在20世纪50至60年代人口快速增长与70年代以来人口控制取得巨大成效的基础之上的。正因为中国50、60年代的高出生率，才有了80、90年代劳动力的充沛、富余状态。从1990年到2030年，中国处在一个约为期40年的人口红利期，到2010年人口红利期已经过半。不过，从现在起直到2030年，人口红利仍然颇为可观，并未进入人口负债（总抚养比<59），只不过这个盈利在2010年之前是累进的，而2010年到2030年之间这个盈利将逐步递减。
　　有些观点认为，各省上调最低工资标准，民工荒以及工资上涨等事件表明低端劳动力价格的上涨已成趋势，在2007年甚至更早中国已越过了刘易斯拐点，因此现在必须重新定义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式，并重新设定中国的增长潜力和消费潜力。
　　笔者以为，刘易斯理论的框架中，当二元结构出现拐点时，工资上涨只是推论，而不是一个充分的判断条件。从理论和经验上看，刘易斯拐点包括三点核心内容：一、失业率大幅下降，社会劳动力实现了充分就业；二、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的边际产出趋同，经过刘易斯拐点意味着城乡经济的差别越来越小；三、城市化率达到一定水平。
　　刘易斯拐点隐含了一个重要前提，即那些已经转移出来的劳动力是实现了充分就业的。通过国家统计局的就业数据、结合人口数据等对中国的失业率进行测算，中国失业率水平保持在7%左右，同日本处于刘易斯拐点时期的1%-2%的失业率水平差距较大。而目前中国的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仍然远远低于工业部门，城乡收入差距依然很大且有进一步扩大之势。城乡之间存在高达3倍的收入差距持续存在，并且一些研究报告表明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与城乡生产率差距相当。这说明中国需要更大的统一劳动力市场和更多的城乡移民，即通过进一步的城市化，让人们从低生产率的农业部门转移到高生产率的城市部门就业。所以，如果先认定了中国已越过刘易斯拐点的框架，并以劳动力成本上升解释农产品价格上涨，则必须先解释农业人口何以加快向非农产业转移。而事实上，对比工业化与城市化一般变动模式，过去11年中国工业化过程中城市化和服务业发展滞后，影响了非农产业就业的增长。
　　从城乡构成数据来看，2010年中国城镇人口占比达到49.7%，比2000年大幅提高13.46个百分点。近十年城市化率年平均增长1.35%，但从城市化水平的绝对量看，2000到2009年平均增长了1.15个百分点，无论是从平均城市化增加百分点，还是每年城市化增加百分点来看，增长速度表现出了减缓趋势。
　　第六次普查人口另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构数据，是中国60岁及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13.26%，总数为1.79亿，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例8.87%，绝对数接近1.2亿。过去30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只设定了人口总量峰值上限，从没确定过人口老龄化的峰值上限，这种政策上的不对称，潜藏着人口老龄化失控的风险。细致分析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老龄化加速将持续到2030年左右。未来20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年均增长速度达到3.66%，2030年至2050年年均增长速度或将降至1.26%。到2020年中国60岁以上人口将占到总人口的23.4%，2050年将升至31.1%，大大高于届时世界21.9%的平均水平，中国的老龄化进程还在继续加速，从而对社保体系和养老金计划产生深远影响。尤其是作为发展中国家“未富先老”的老龄化，成为我国人口社会发展中需要拿出超高智慧来应对的一大挑战。
　　中国的人口问题是一个长期历史积累的问题，调整过程至少需要花费两代人的时间。现在看来，人口自身发展的特点和政策调整的作用所形成的逻辑可能是：自1980年至2010年期间，先严格控制一代人，控制人口数量过快增长；2010年之后，再主动调整一代人，调整人口结构。照此估计，我国人口政策的目标可能逐步转变为以调整人口结构，提高人口质量为主。所有对中国经济成长、消费形态、房地产市场趋势的判断，都得从这个人口政策目标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