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入百万按月薪3000缴个税、一本盈利10万的账做成个人所得仅几千元、工薪所得操作成租赁收入或股息红利收入以低税率缴税、炒房族房产交易个税征收几为空白……个税规避几乎就像是一场“猫鼠游戏”，在富人们和税务机关之间长年累月地上演。（5月17日《济南日报》）
　　管好富豪征纳个人所得税方面的巨大漏洞，这是必要的。然而，与个人偷税漏税“相映成趣”的，则是一些国家机关的“偷税漏税”行为。2010年审计署抽查发现，56个中央部门已报销的两万九千多张可疑发票中，有5170张为虚假发票，列支金额高达一亿四千两百万元。
　　问题正在于此。具有权威性和公信力的政府部门尚且让“假发票”大行其道，甚至借机“牟利”、行挪用公款肥私之实，何况那些并没有公权职责和道德操守义务的普通纳税人呢？普通纳税人和政府机关“用税人”，实际上是“硬币的两面”，拥有公权力地位的机关形象、作风和行为，直接影响到的是处于被管理地位的民众。所谓的“上行下效”就是这道理。
　　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说真正想遏止住国家税收的流失、杜绝高收入群体无孔不入的“避税”和“偷漏税”行为的话，不妨“正人同时正己”。公权者身正不怕影子斜，自已能做的很好，不仅公信力和威信会增强，执法行为、落实决策上也会更有效力和权威。
　　从现实来看，就社会危害性而言，我以为公权力的“滥用”或“渎职”，如前面提到的恶意使用假发票报销，或为个别部门、官员“肥私”所采取的用假发票虚报冒领现象，比单个富人“偷漏税”的破坏性更大、更恶劣。一些单位正是利用这些假发票，把本该用在工作上的钱款变成了账外“小金库”，用于发放职工福利补贴，甚至是个人贪污或行贿。又比如2008年审计署查实并通报的，“原交通部挪8000万建楼，水利部假发票套现476万”等问题，暴露出来的正是个别政府机关自身并不“干净”，负面影响极为恶劣的事实。因此，在给税收资源造成偷漏的“两个方面”上，违法违规的“偷”，应与“漏”一并做为遏止和打击的重点，甚至是重中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