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时期我国价格运行外部环境可能出现较大变化，内部推动价格上涨的因素将有所增加，作用更加明显。如果调控不当，宏观经济出现“高增长、高通胀”的可能性较大，对此要有充分的认识，同时，还要警惕“低增长、高通胀”的“滞胀”局面。
　　在国际上，虽然还有众多不确定性因素，但目前可以说全球经济已开始在调整中逐步恢复增长，尤其是新兴市场经济体复苏较为强劲。据经济周期长波理论，到2015年左右，世界经济有望步入新一轮增长周期。因此，未来5年将是国际经济逐步复苏的过程。在国内，因工业化、市场化、城镇化、信息化、国际化的推动，“十二五”时期我国经济增长将处于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的上升阶段，增速虽比“十一五”低，但相对其他发达经济体仍属偏高，而且这种调整对于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升经济发展质量来说，是必需的，也非常值得。
　　无疑，从价格运行外部环境判断，支撑价格上涨的宏观经济环境依然存在，推动价格上涨的内生性因素有所增加，通胀的成因也更加复杂。
　　首先，生产资料价格将会延续涨势，部分生产资料价格甚至可能升幅还较大。2010年流通环节生产资料价格比2001年累计上涨了44.7%，这主要与每年较快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有关。“十二五”时期，我国城镇化进程加快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节能减排、自主创新、结构调整、民生工程等均需要大量投资，必然带动煤炭、电力、钢材、水泥、铜铝等生产资料需求明显增加，其价格预计会延续上涨势头，煤电油运等部分时段甚至可能会出现较大幅度上涨。
　　其次，尽管目前我国粮食库存充裕，市场供应充足，但这仅是偏紧状态下的供求平衡，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耕地面积减少，大幅提高产量难度加大，一旦遇到较大的天灾，脆弱的供求平衡很容易被打破，食品类价格面临持续上涨的压力。
　　再次，国家前期出台多项房地产调控政策，从供给、需求和抑制市场投机炒作等各方面挤压泡沫，但房价却难以真正下降，说明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步伐的加快，城镇人口快速增加，城镇土地和房地产市场需求确实庞大，加之受流动性过剩、市场投机炒作等因素影响，“十二五”时期土地和房价继续保持总体上涨趋势，而且由于国内众多城市实施“限购令”，一些刚性需求得不到释放，只能寻求租房，进而会推动房租、装修材料等居住类价格上涨。2001年至2010年，居住类价格年均上涨3.15%，预计“十二五”时期居住类价格年均上涨幅度要超过4%，5年累计上涨将超过20%。
　　另外，由于国际原材料价格上涨、国内劳动力成本增加以及能源资源价格和环保收费改革，部分公用事业和服务价格呈明显上涨趋势，成本上涨的趋势比较明显。例如目前我国劳动力供给结构正在发生变化，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工资快速增加将是长期现象。2000年至2009年，城镇和农村居民工资或工薪收入年均分别增长17.64%、19.35%，按照国家有关“居民工资翻倍”计划，“十二五”期间我国城镇和农村居民工资或工薪收入年均增长至少都要超过20%。
　　与此同时，我国资源要素价格改革仍比较滞后，资源价格市场化程度不高、价格构成不完善、比价关系不合理，致使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严重。为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实现节能降耗和环境保护的目标，近年来我国积极稳妥推进能源资源价格和环保收费改革，其价格处于不断上升过程中。2009年，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电力及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燃气生产和供应业、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产品出厂价累计分别比2003年上涨了83.2%、80.7%、16.8%、29.0%、30.7%。“十二五”期间，为进一步推动节能降耗和污染减排，完善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的生产要素和资源价格形成机制，不可避免地推动部分公用事业和服务价格上涨，从而带动烟酒及用品、衣着类等下游行业价格上涨。
　　随着我国经济更多地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国际市场价格通过进出口贸易、金融市场　、市场信息和价格预期等多种渠道对国内市场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而且，美欧等经济发达体的宏观经济走势以及所出台的政策措施，都会深刻影响我国的市场价格波动以及政策措施。而国际、国内灾害性天气、突发性事件将加剧国内价格总水平的波动，进而干扰我国的“防通胀”措施。同时，从近10年的情况判断，未来5年间国际、国内灾害性天气、突发性事件仍将频繁发生，加剧我国价格总水平的波动。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在此提出三点政策建议。
　　其一，以经济结构调整为战略重点，优化需求结构、供给结构、要素投入结构，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这是稳定未来价格总水平的长久之策。
　　其二，重视农业生产和流通建设，加快推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大幅度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农产品流通现代化水平，降低农产品流通环节费用，从稳定农产品价格出发管理好未来的通胀预期。
　　其三，着眼于解决体制机制根本性问题，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例如进一步完善生产要素和能源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优化政策环境，将制定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积极推进财税、金融、投资体制等改革置于改革领域的前列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