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在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保持宽松状态、全球流动性过剩和中东北非政局动荡的影响下，国际市场原材料、原油等大宗商品价格一度大幅上涨，全球粮食价格加速攀升。国际通胀因素向国内传导，输入型通货膨胀成为我国物价上涨的重要推手。因此，如何化解输入型通货膨胀压力，成为我们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一直存在着巨大的价格差距。随着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市场化和国际化步伐的加快，国际市场国内化、国内市场国际化不断发展，客观上需要新兴市场国家补上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价格差距。在这种情况下，新兴市场国家出现较高通胀率将成为长期趋势。这可能是新兴市场国家与国际市场接轨进程中的特有现象，也是发展中国家为了享受经济全球化利益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也具有内在的通胀倾向。国别货币充当世界储备货币给货币发行国带来巨大利益，它们可以通过发行货币向世界转嫁危机，通过输出通胀掠夺财富，换取国内宏观经济稳定。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有的发达国家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试图通过制造通胀预期来摆脱国内通货紧缩，然而其国内实体经济并不“给力”；新兴市场国家由于经济复苏步伐较快，引来“货币洪灾”的冲击。
　　近年来，我国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价格不断上涨，“世界工厂”将逐步告别廉价时代。而越南、印尼、马来西亚等国由于受国内劳动力规模较小或素质不高以及劳动生产率低等因素制约，生产和出口增长不足以抵消我国生产成本上升对世界的影响。因此，世界制成品价格将呈上涨趋势。
　　我国参与世界经济的程度不断加深，受世界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目前，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特别是一些大宗商品进口依存度较高，其中原油超过50%，铁矿石达到60%，大豆接近70%，棉花超过30%。这些情况决定了我国输入型通胀压力渐趋刚性，国际市场价格变动通过国际贸易、货币供给、成本传导等途径对我国物价的影响越来越明显。
　　通货膨胀归根结底是一种货币现象，管住货币就意味着抑制通胀成功了一半。但从国际视角看，我国控制货币供给面临的困难在于，基础货币投放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外汇占款，这些高能货币通过货币乘数效应的放大形成巨大的流动性，加大了我国治理通胀的难度。
　　尽管面临诸多困难，我们仍要竭力避免输入型通胀与国内物价上涨相叠加，预防国际通胀环境的“发酵效应”加剧国内通胀压力。为此，须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性、自主性。这是阻断国际通货膨胀向国内传导的根本途径。同时，应继续通过各种货币政策工具控制外汇占款的投放，将汇率政策纳入货币政策框架内，并使之从属于货币政策。在人民币升值预期较强的情况下，要给市场相对稳定的汇率政策信号，而不能按照市场想象的空间和幅度来调整汇率，从而使人们相信政府捍卫汇率政策自主性和稳定性的决心。还应考虑建立能源等战略物资的综合储备体系，尤其是增加石油、铁矿石等重要物资的国家储备，以便一旦国际市场发生大的价格波动，可以动用相应储备平抑国内市场价格波动，避免国际市场变化对国内宏观经济产生重大冲击。在国际上，则应积极谋求在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中的定价权，努力改变价格被动接受者地位；继续为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金融组织中的话语权而努力，尽力遏制国际货币体系中心国滥发货币的道德风险，以便从源头上减轻、消除输入型通胀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