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受关注的“醉驾入刑”，又有新说法：最高人民法院负责人10日指出，5月1日刚刚实施的刑法修正案（八）规定，醉酒驾驶机动车要追究刑事责任，却没有明确规定情节严重或情节恶劣的前提条件，因此，危害社会行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
　　此番说明似乎让对“从重治醉”普遍支持的公众感到一丝疑惑。不过，从过去的一些执法教训看，此时强调司法程序和执法分寸，并非多余。在我国动用最严厉的刑罚治理醉驾、各地陆续对醉驾案展开审理判决的同时，更需要司法依法办案定罪。
　　惩罚是对正义的有力伸张。“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作为基本的定罪准则，这是度量“醉驾”的规尺。不分情节，只要是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就一律以犯罪论处，从短期看，可能有利于震慑醉驾的发生；长期看，却与刑法的精神相去甚远，会损害人们的法治信仰，侵蚀法治建设的大厦。比如，在没有车辆与行人的荒野道路上醉酒驾车，刚刚打着火就主动停驶等，因为不具有现实的危险，不宜以本罪论处。而如果恣意张开刑罚大网，轻则可能加重刑事司法成本，重则导致刑法规定形同虚设，法治权威受到消解。
　　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的调研报告显示，2009年全国查处酒后驾驶案31.3万起，其中醉酒驾驶4.2万起。如此大量的醉驾事件也说明，治醉驾固然当严，但也需要在法律框架内严格把握定罪条件。比如，对一些情节并不严重的醉驾，可以治安处罚；即便定罪科刑，也可以借鉴香港，转为社区服刑。
　　当然，普通人对“不是犯罪”的说法之所以担心，更基于它留下了一个模糊地带。什么样的情节是“显著轻微”？什么样的属于“危害不大”？如果没有明确的界定，不能有进一步的司法解释，不能与现有的行政法规进行衔接，难免会让各地在执法分寸拿捏上出现差别。最为可怕的是，这种模糊地带还可能被某些特殊人群恶意钻空子，出现“因人而异”的判定，造成司法不公现象。这些担心如何化解，“空白”如何扫除，恐怕是司法部门下一步需要尽快正视和解决的问题。
　　“刑罚的威慑力不在于刑罚的严酷性，而在于其不可避免性”。醉驾入刑不在于给醉驾司机多重的刑罚，而在于使每一个醉驾者能受到一视同仁的处罚。如何做到这一点，如何保证醉驾查处与审理程序的正当性，实现公正与效率的两全其美，需要全社会的共同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