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胀治理，最需要的是有度，而不是贪功激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近期发布的《亚太经济展望》中预计，今明两年亚洲新兴市场国家GDP增幅将分别达到8.1%与8.0%。与此同时，今年亚洲许多国家的通胀将进一步提高。因此，在中国、韩国和印度等经济体实际利率仍为负的情况下，面临广泛的通胀压力的经济体需进一步紧缩货币政策。
　　IMF这个观点未免偏颇。经济政策的制定与执行，需要考虑滞后性效应。事实上，中国、印度等主要新兴经济体自去年起就已进入加息周期，不同国家通胀压力大小与滞后期的长短与本国实际经济结构相关，不能一概而论。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如果仅根据目前的通胀压力一味实行紧缩政策，那么未来的滞后效应将会非常显著，并且有可能引发经济“硬着陆”。新兴经济体属于经济增速较高的类型，不能简单以增速快慢作为判断紧缩政策力度的标准。由于后发优势、人口红利、资源丰富等固有的高增速因素，新兴经济体的潜在经济增速本身就高于欧美发达国家。况且由于要素禀赋的不同，不同的新兴市场国家潜在经济增长率也有很大差异。将经济增速仍较高作为紧缩力度不够的依据，容易导致过度紧缩调整，反而可能造成经济“硬着陆”。新兴经济体此轮通胀的一个共同点是外部输入型，这意味着仅靠国内紧缩政策很难起到实质性作用，如果一味压低国内经济增速，通过降低总需求来抑制通胀，不仅不会降低通胀，而且还将影响国内经济稳定，有导致“滞涨”之虞。
　　此外，多种迹象显示，未来全球性输入型通胀可能出现震荡调整。发达国家政府也意识到高通胀对经济复苏逐渐构成威胁，美国总统奥巴马近期就表示了对能源和食品价格上涨的担忧，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也认为国际大宗商品降温有助于经济更好地复苏。这表明目前不仅新兴经济体需要抵制通胀，发达国家也同样不能例外。所以，发达国家量化宽松政策将逐步退出。美国推出QE3的可能性几乎为零，而欧洲央行加息之后货币政策走向基本偏向中性。美元贬值与流动性过剩推动的大宗商品热潮可能退烧。
　　由此，综合来看，新兴市场国家仍应坚持在维持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前提下实施通胀优先治理的政策方向，不应受发达国家的影响随意改变既定政策措施。否则，可能带来更深层的危机。
　　治理通胀，当然需要采取一系列综合性措施。除了国内货币政策紧缩，以吸收过多的流动性，还可以采取以下政策措施：对基础商品实施价格监督，对国内紧缺商品实施鼓励进口、限制出口的政策，以增加国内供给，平抑价格波动；实施适度升值的汇率政策，降低进口成本；防止游资过度流入；与其他国家达成监管协作，共同防范国际游资流入等等。
　　当然，对外部合作不能抱有太高期望。虽然从理论上来说，新兴市场国家之间的确可以通过达成双边或者多边协议，通过内部贸易和政策协调，降低国际大宗商品进口成本。但事实上，由于逐利性和相互博弈的存在，这样的协作关系很难真正起到作用。如巴西虽然受到高通胀影响，但其铁矿石出口却受惠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飙升，很难通过相互协议让其以低价出售给其他国家。
　　新兴市场国家此轮通胀压力主要源自欧美日诸国的量化宽松政策，尤其是在2010年世界经济复苏逐步走强、新兴市场国家重新进入高增长、国际大宗商品出现新一轮快速上涨之后，新兴经济体的通胀压力在持续增温。在未来的高通胀压力之下，新兴经济体是否会被迫“硬着陆”，还需观察全球经济的复苏状况、大宗商品热浪能否退潮、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汇率政策走向等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