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昨天在美国正式举行，当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即报6.4988，再创汇改以来新高。
　　4月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已接连突破6.55、6.54、6.53、6.52、6.51、6.50六个重要关口，今年前4 个月人民币对美元累计已升值1.90%，其中仅4月就升值0.88%，升值加速态势为汇改以来罕见。
　　自2010年6月汇率改革进程重新启动以来，人民币兑美元已上升4.3%；如果从2005年7月第一次“汇改”算起，人民币更已累计升值了27%。人民币是否已经升“够”了？如果没有，那么，这种升值过程还将持续多久？
　　对此，一些官员和学者，如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夏斌提出，从长期来看，人民币仍需逐步升值，“不排除一次性升值的情况”。由于夏教授对中国的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具有一定发言权，因此，他的这番讲话自然值得斟酌。
　　根据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当年的测算，人民币偏离了“均衡汇率水平”40%左右。尽管人民币六年来已升值27%，但与此同时，中美贸易顺差仍在以每年1500亿美元的速度持续扩张，中国外汇储备更已达到3万亿美元之巨——想想看，2005年中国的外储是8000亿美元。按照美方的逻辑，这六年来，中国偏离“均衡汇率水平”的幅度很可能不但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拉大了。可是，再升值13%就能让美方停下催逼人民币升值的脚步了么？
　　传统的汇率决定理论，只是从经济规模、要素流动性、通胀水平等宏观基本面大致推断出一国原则上宜实行何种汇率制度，或在多大程度上偏离了所谓的“均衡汇率”；却无法让人明白，明天或下周的人民币汇价具体是怎么确定的。而从公共政策研究的视角来看，一国政府在制定汇率政策时，除了考虑它对社会整体福利水平会有何影响外，往往还受到国内利益集团游说和外部集团政治压力的影响。中国政府近年来一再明确表示，“我们将自行决定人民币的升值步伐，外部压力从来不是考虑的重要因素。”但外界一直在密切观察推动人民币升值过程中的所谓“保尔森效应”、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效应。
　　2006年9月，美国财长保尔森上任后首次访华，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在4天内连续击破7.94、7.93和7.92三个关口；2006年12月，保尔森率团来华开展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又突破7.82关口；2007年3月，保尔森任内第三次访问中国，人民币汇率逼近7.74的关口，再次创出“汇改”以来的新高；2007年7月，保尔森的第四次访华带来的效应并不明显；但2007年12月保尔森第五次访华前夕，“保尔森效应”重新放大，人民币连续升值至7.38附近。
　　就在本月，随着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华盛顿开幕，这种情景再次上演。当然，这种反应可以部分理解为市场（如外汇市场做市商）自发形成的预期所致；但可以肯定，市场的强烈升值预期绝不是无缘无故的，它正是建立在对以往中国如何应对外部压力的经验观察基础之上的。问题是，这样的循环还能再继续下去吗？
　　古希腊神话中有这么一则故事：诸神为了“惩罚”西西弗斯，要求他将一块巨石推上山顶。于是西西弗斯每天辛辛苦苦地推着石头上山。可每到傍晚，石头却滚下山来，令他功亏一篑。于是第二天西西弗斯不得不一再重复这个过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永无停息。
　　因此，当我们以为用一两次大幅升值就可以消弭外部压力时，与西西弗斯的命运一样，这最多只能让人看到短暂的和平与希望。因为很快，美国又将重新表达不满，提出新的升值要求。从博弈论的角度来看，一次性大幅升值并不是一个好的策略，它只能为参与博弈的另外一方巩固如下信念：政治施压是有用的，它可以换来下一次更大幅的升值。另外，从外部压力的来源来看，中国面对的并不是单一对手，而是由包括行政部门、立法部门和各种利益集团共同构成的复杂行为体，其期望收益也不完全一致。让美国行政部门消停，并不见得能让美国立法部门和利益集团消停。
　　通常人们所说的“汇率”，事实上包括了两个部分：一是汇率中心平价，二是汇率的波动区间（或称之为“弹性”）。中心平价指的就是央行公布的官方外汇价格，所谓的升值，主要也是指中心平价的持续上升过程；而汇率波动区间则较少为人所关注。过去六年的“汇改”，人民币在中心平价上已经走了很远，在2005年7月21日和2010年6月22日更直接出现了两次大幅升值；但扩大波动区间方面动作却不大。
　　2007年5月之前，人民币兑美元每日波动区间基本上被局限在±0.3%以内；2007年5月之后，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将波动区间扩大至±0.5%。其结果就是，2010年6月至2010年12月人民币每日波动标准差为0.12785，较之2005年7月至2008年9月的0.09132有所增强。值得注意的是，从图形上看，这种波动的增强是双向的，分布于横坐标上下的散点大体上对称。
　　毋庸置疑，即便没有外部压力，从推动本国产业结构升级和社会总体福利水平增进的角度来看，人民币也得顺势而为。但就实际后果来看，一次性大幅升值，对国内企业的冲击远比逐步放松弹性来得猛烈。因此，笔者更倾向于建议，未来数年人民币汇率波动区间逐步扩大至±1%甚至更高，在这一区间内，人民币既可升值，也可贬值。这不但能激励中国企业更主动地去学会适应汇率风险，同时也有助于打破外部对于人民币单边升值的预期，对于中国政府掌握货币主权和人民币升值进程的“主动性、渐进性和可控性”更是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