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美国华盛顿召开，中国王岐山副总理、戴秉国国务委员作为胡锦涛主席的特别代表，与奥巴马总统的特别代表克林顿国务卿、盖特纳财长共同就“建设全面互利的中美经济伙伴关系”的主题，开展关系到全球利益格局发展的重要对话。这次对话的新特点就是双方都在寻找借助对方国家在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舞台中所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力量来谋求“共赢”的交集点，来防范单边利益的增长对自己构成的威胁。
在我看来，今天从经济层面上讲，下一轮占据世界经济主导权的候选国家似乎出现了“多元化”的态势——已经不再是一直以来拥有技术强势、品牌强势和定价权强势的美国这一家在掌控者未来的发展方向，而是以新能源产业为代表的、咄咄逼人的“欧洲标准”和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欧洲市场”也在向美国“袭来”；另一方面，以中国为代表的拥有巨大的生产能力和庞大市场潜力的“金砖五国”以及更多的新兴市场国家，更是出现了渐渐壮大自己、谋求制造业国家“共同利益”的整合趋势。如果美国无视新兴市场大国崛起的速度和力量，不将其纳入到“美国标准”的框架下，那么，美国经济债务累累和产业空心化的软肋就会让它渐渐失去美国货币、金融和创新方面无与伦比的国际竞争力，就很难维持今天美国一统天下的世界政治和治理的格局。而另一方面，可能让美国更担心的是，一旦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加大了与欧洲阵营的合作力度，那么，以“新能源”的新型战略产业为代表的“欧洲技术”，就可能会挤出当年在IT行业上曾用自己的“智慧”打败了“日本技术”的“美国标准”。所以，不仅是中国，要打破以压“中国产业竞争力”为代价的“美国标准”的攻击，以保护今天顺利完成结构调整、让中国经济更上一个台阶的“中国利益”，而且连美国，它更会思考拿捏遏制“中国崛起”对美国构成压力所需要的制裁手段，和寻求中国“认同”乃至得到中国实质性帮助所需要的、即维护“美国标准”又认可“中国利益”的中美合作战略格局这“双重目标”之间的分寸。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中美这次战略和经济对话完全可以说是一次“中国利益”和“美国标准”之间的重量级博弈。
谁都知道，站在鲜明的对立面上来谋求对话的成果是不务实的做法。所以，尽管美国对中国人民币汇率问题十分敏感，而且，在过去和自己贸易伙伴的汇率谈判中，虽然很艰苦，但美国都以自己的最后“胜利”而告终，可是，这次涉及到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问题，因为人民币按照美国期待的大幅升值的做法可能会威胁到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更加会影响到中国动用存量的海外资产为国家结构调整作贡献的成本，最终会导致中国政府积极加入欧洲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阵营中。要知道“货币霸权”和“军事霸权”是美国今天普及美国标准确保美国安全的双保险砝码。它不会以这个地位的让出来获得人民币汇率让步的结果，否则，代价就太大了。所以，认同中国所倡导的自由贸易理念，同时又希望中国能尽快向海外打开金融市场的大门，以此能让美国金融机构极致发挥出美国货币主导权和金融创新能力所带来的鲜明的比较优势，就将成为美国在与中国对话过程中所希望达到的战略目标。
另一方面，这些年来美国一直在寻求的新的增长方式和重新打造美国竞争力的“再工业化”战略，而这一战略最大的竞争对手来自已经确立“世界加工厂”地位的中国，而简单靠打汇率仗、贸易仗，效果不见得明显，甚至最多把中国拖入“两败俱伤”的局面。所以，美国又开始像当年打败日本制造强国威胁所采用的“游戏规则”改变的策略一样，来寻求重新打造未来在制造业市场中“美国标准”的机会。只是这次不同的是，把中国这个竞争对手一起放到确立“美国标准”的阵营中，即和欧洲技术相当的美国新兴产业，比如，新能源战略的实施中，争取和中国进行最大程度的合作，以确保让“美国标准”的这类新产品在“中国制造”过程中形成无与伦比的“性价比”竞争力，由此挤出缺乏性价比竞争力的“欧洲标准”这一至关重要的结果。这种战略的用意就在一箭双雕：一是通过产业的新标准确立，把中国已经在传统产业中越来越强的竞争力给遏制出，让其“产能过剩”，失去中国崛起的重要动力来源。二是通过跟中国的合作，在“标准”的竞争上，再次出现当年战胜酝酿多年的“日本技术”的结果，让欧洲碳经济的技术和市场实力失去“落地”的机会，以至于前期他们大量的投入无法在“美国标准”下获得自己利益上必要的补偿。
因此，中美经济和战略对话中，中国一定要恪守“中国利益”为第一的原则，再来寻求美国所建议的“共赢发展”的诉求，比如，我们要坚持美国过去一贯倡导的“自由贸易、开放竞争”理念的“华盛顿共识”，通过美国人容易接受的“摆事实讲道理”的做法，阐明中美经济的失衡的解决办法一定要建立在各国双赢基础上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比如，争取美国对中国近来减持美国部分国债以购买用美元计价的工业资源、技术等硬财富的举措上，最大程度的理解和给予实质性帮助，并强调用“汇率和贸易战”来解决问题的危害性。另一方面，我们要反复强调这几年越来越被新兴市场国家所接受的“北京共识”——强调发展中国家有序、有条件地进行产业升级、结构调整和降低碳排放的改革方式对世界经济稳定发展发挥着重要的意义，否则，欧美如果没有这种“包容性增长”的意识，而采取和自己发达国家一样的“一刀切”的做法，那么，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就会为欧美“过去到今天”的高度发展所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长期发展所造成的总量上污染程度要比新兴市场国家现在刚刚崛起所产生的环境污染不知要严重多少倍！)，不得不和他们一起来分担由此带来的巨额的环境破坏成本，以及蒙受放弃发展中国家自己刚刚习惯、并已逐渐形成竞争优势的传统制造业所带来的巨大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总之，这种欧美“单边利益”主导的国际“对话”是不可能产生实质性效果的。为此，我们期待美国政府在这次对话中能够“顾全大局”，拿出一套成熟的、对“中美双边利益”乃至“世界共同利益”都有利的国际新秩序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