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日前展开，可以预料，双方会在多个问题上交锋。除了老生常谈的人民币汇率问题外，近年来，对贸易环境、投资环境的关注度也逐渐升高，成为双方博弈的焦点。
　　当前，美中两国政府均致力于推动本国经济转型，从美中两国近来释放的信号来看，两国不约而同地关注起对方的投资环境：美方关注的是如何进一步进入中国市场，希望中国不要对外国投资设置歧视性障碍；而中国要求美方提供更好的法律制度环境、特别是不要歧视中国国有企业，并放宽高科技出口管制等。
　　近年来，尤其是2009年以来，中国投资环境恶化已成为诸多西方国家与跨国公司大声抱怨的主题。他们称，由于中国在全球金融危机中政治经济地位相对上升，中国政府在外国政府和企业面前表现出了新的傲慢姿态，跨国公司在华经营环境也艰难了许多。经济争端中比较典型的有谷歌退出、力拓胡士泰案等。
　　2009年末，中国企业投资美国的资金仅为33亿美元，2010年增至40亿美元，而美国公司投资中国的总金额已经高达800亿美元，双方的投资规模还将继续扩大。因此，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促进贸易与投资合作、改善投资环境、提高美国公司在中国市场的经济参与度成为美方极力争取利益的落脚点，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
　　近日，发改委在约谈名单中添加不少外资企业，更是针对联合利华“散布涨价信息，扰乱市场价格秩序”给予了200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尽管在几十年计划经济思维影响下，政府运用行政手段并不稀奇，但针对外资企业的价格行政处罚却极为少见。尤其是在诸多西方国家与跨国公司开始抱怨中国政府对外商投资已远不如从前友好的当下，拿跨国公司“开刀”，多少有点令人意外。
　　当然，考虑到中国对待企业的“违法违规”行为，处罚的力度向来是“民企>外企>国企”。对联合利华的高调处罚，或许存在杀一儆百、警告难缠的体制内企业的考虑——毕竟近期能源、电力等企业的涨价呼声日趋强烈，甚至出现“油荒”、“电荒”等乱象。尽管处罚跨国企业的威慑力很大，但考虑到产品定价权是企业的基本权力，如果连这个企业都不能做主，那么企业开展经营活动的成本就很高了。
　　长期以来，中国在招商引资中对外资给予“超国民待遇”，但随着中国对资本需求的减少，对外资倾斜的情况在缓慢而不可逆转地改变，其间增加了反垄断、经济安全审查等限制，难怪许多外资表现得很不适应。另外，中国过去一向以生产成本低闻名于世，随着要素价格的调整，尤其是劳动力的日益短缺，成本已大幅上升，这也使得一大批外资企业一下子感受到巨大的压力，开始考虑迁往成本更低的地方。更值得警惕的是，从近两年的市场形势变化来看，国进民退的“逆市场化”趋向愈演愈烈的态势，国有经济在市场中的影响力和控制力明显增强，这也显著改变了中国市场的投资和经营环境。
　　与跨国公司相比，民营企业所处的环境可能更糟。数据显示，我国私营控股投资在金融业仅占9.6%，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仅占7.5%，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仅占6.6%，许多领域仍然是国有资本一股独大。
　　近几年，国资委先后数次规定，国有经济要对若干涉及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保持绝对控制力。这种来自官方“钦定”垄断的行业，根本谈不上市场化的竞争。值得注意的是，在近年新发展起来的一些行业（如金融业），国有资本利用资本优势和政策优势，联手抢先布局，争得了市场先机，在市场发展初期就奠定了领先地位。在一些国家投资的重大项目，政府给予财政、政策扶持的新兴产业，如高速铁路、大飞机等，国有企业当然是重点受益者。
　　如果考虑到国企在获得金融资源方面的便利和低成本，它们在中国市场的竞争优势更是无与伦比。据媒体报道，连续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和控制全年信贷使得商业银行贷款额度紧张，众多企业和个人纷纷寻求民间借贷资金，民间借贷利率普遍上浮，近期甚至出现100%的高额年息。这对于借贷无门的民营企业、中小企业的发展无疑将造成重大打击。
　　现在的形势是，要想分享中国经济增长的“大饼”，就必须不同程度地与国有经济打交道。环境变化之下，对地方政府来讲，国有企业以雄厚的经济实力、独享的政策资源、绝对份额的金融支持以及最终由财政兜底的“不坏之身”成了各级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宠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企业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有变差的迹象，如果这种环境不能及时得到改善，那么即使中国的“世界市场”再大，其长期竞争力也会因此而受到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