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关注巨额停车费问题，正因为这是一项涉及公众切身利益的决策，应当按照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要求行事。它们的基本理念应当是规范、合理、科学。巨额停车费成为公众关切的对象，就因为从它的制度设计到执行、管理，似乎都与这样的理念存有一定差距。
　　针对巨额停车费流向的质疑，北京有关部门作了些回应。许是提问的媒体不够多，焦点问题问得不够全面，回答得也不甚解渴，这种有所保留的提问与回应，在部分满足了公众知情权的同时，又让公众更加疑窦丛生。令人想不明白，就这个公众关心的问题，为什么不能进行更充分的沟通呢？
　　比如停车场的层层转包经营问题。这样一个关键问题，却无人触及。事实上，恰恰可能是层层转包问题的存在，导致巨额停车费理论与实际错位。因为单车每小时数元甚至十几元的停车费，在偌大一个北京城一年积攒下来，不是一个天文数字那是不可能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公布去年占道停车费只有区区两千来万时，人们投以不信任的目光。
　　从一定意义上说，层层转包经营者就是一种食利集团，在不少行业领域的项目承包中都存在。他们握有权力资源，从权力手中获得停车收费项目，扒掉一层皮后再卖给下家，依此类推，直到榨干利润为止，由此再反向要挟权力或与权力“诉苦”，总之是要少上交多中饱为上。不破除这个食利集团，巨额停车收费政策就不仅苦了公众，到手的那点不多的钱也干不了什么事。
　　再比如，停车费涨价不举行听证的问题。回应称涨价方案征求意见范围远大于历次听证会水平。这实际上是一种逻辑混乱。听证会是一种民主决策、科学决策的程序和保障，不是你想举行就举行，不想举行就不举行。若照此逻辑，那就是举办听证会于我有利我就办，否则不办。即使“此次征求意见的范围、广度和深度应该是远远大于历次听证会的水平”这种表达含混的语句理论上成立，也不能成为不举行听证会的充分理由。
　　公开征求意见和听证会是两种决策途径，二者相得益彰，但不可相互替代。以此代彼只会削弱其制度威力，反而成了可以任人操纵的工具。对于涉及公共品价格的事，涉及因为公共利益而让老百姓掏钱的事，光征求意见是不够的。尽管这些年听证会是逢听必涨，但它在制度上还是有比较完善的设计，就是要提供成本核算，要请各方代表陈述意见，甚至要进行激烈的观点交锋等。这些又怎么可能是你说我听式的公开征求意见所能达到的呢？
　　我们关注巨额停车费问题，正因为这是一项涉及公众切身利益的决策，应当按照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要求行事。它们的基本理念应当是规范、合理、科学。巨额停车费成为公众关切的对象，就因为从它的制度设计到执行、管理，似乎都与这样的理念存有一定差距。之所以如此，就在于它基本不透明，说到底就是关门决策、坐想决策。决策如果充分透明，把疑点、难点、焦点问题交给科学与民主，又怎么会不规范、不合理、不科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