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经济运行已经进入价格总水平温和上涨阶段，这与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前期我国高增长、高通胀的运行特点不同，也与90年代后期和本世纪前几年高增长、低通胀的运行特点不同，价格总水平温和上涨将是现阶段我国经济运行的主要特点，价格涨幅在3%～5%将是正常的运行态势。
尽管当前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略有加快，但总体上仍然慢于GDP的增长，加之社会保障体制功能的欠缺，居民的消费能力还是被大大地制约了，因此拉动价格大幅度上涨的动力不足。从居民的消费能力与市场供给能力的比较来看，不存在促使居民消费价格大幅度上涨的条件，5%的价格总水平涨幅是现阶段的高临界值，超过5%的价格总水平是居民、政府和企业都难以忍受的。
消费能力的制约。收入的增长速度制约消费的增长速度，消费的增长速度制约居民消费价格的涨幅。1997年以来，我国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明显慢于GDP的增长速度。
从可比价来看，1997～2010年，我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7%，农村居民纯收入年均增长5%，而同期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消费需求的增长明显慢于供给的增长；从现价来看，现价GDP年均增长13.2%，而同期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10.6%，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8.3%。这说明在长达14年的时间里，国民经济生产供给的增长速度一直大于居民购买力的增长速度。
正是由于居民收入增长的缓慢，导致居民消费增长的缓慢。而居民消费增长的缓慢，正是制约居民消费价格大幅度上涨的关键所在。
收入“马太效应”对消费的制约。在居民收入增长缓慢的同时，居民收入两极分化的现象日益严重，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增长大大慢于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有些低收入群体和贫困群体的绝对收入甚至是下降的。
在社会创造的财富一定的情况下，少数暴富阶层得到的越多，多数普通居民得到的就越少，造成居民收入增长的边际消费倾向越来越小，消费增长乏力，进一步抑制了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的上涨。
从居民收入增长结构来看，1998～2009年间，城镇居民中困难户、最低收入户和低收入户年均总收入增长幅度分别为7.5%、8.2%和9.4%，而最高收入、高收入户的收入增长分别为14.5%和15.0%，大大高于困难户、最低收入户和低收入户的增长速度。
持续的居民收入增长差距的扩大，将使低收入居民的财富与高收入阶层的差距迅速扩大，影响低收入居民的消费信心和消费能力。而低收入阶层收入增长的边界消费效应是最高的，因此低收入阶层收入增长的缓慢，影响了消费的增长速度，因而制约了与居民消费直接相关的下游商品特别是消费价格的上涨。
传导机制不畅的制约。1997～2008年，我国的国民收入分配一直在向企业和政府倾斜，企业的利润增长速度高达30%左右，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长在20%～30%，而居民收入增长速度不到10%。尽管在政府投资、企业投资高速增长的拉动下，会导致生产资料价格大幅度上涨，但由于居民消费能力的制约，生产资料价格上涨不会有效地传导到居民消费价格。
此外，政府对居民消费价格涨幅的控制也是影响上下游产品价格传导不畅的重要原因。在居民消费价格涨幅较大，通货膨胀压力较强时，政府还可以对企业和行业的提价行为进行约谈、备案、劝说延缓提价等措施，在特殊情况下，还可直接限制企业的涨价行为，从而制约价格总水平的上涨幅度。
社保机制不健全的制约。在社会保障体制不健全、保障功能不完善的情况下，普通消费者的消费信心不足，消费能力下降，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支出对普通居民的压力越来越大，大大地制约了即期消费的增长，从而抑制了居民消费价格的上涨。
上述分析说明，在不改变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居民收入两极分化格局的情况下，我国经济运行不会出现价格总水平的大幅度上涨。而居民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以及居民消费信心和消费能力的积累都是需要时间和过程的，短期内难以出现根本性改变。
尽管现价段居民收入还不可能迅速出现大幅度增长，居民消费价格不太可能出现持续的大幅度上涨，但涨幅将明显高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和本世纪前几年，3%～5%的价格涨幅将是这一时期的正常状态。
其一，我国政府把消费增长作为促进国民经济快速、平稳、协调、健康发展的重要手段，近两年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促进农民及城市中低收入阶层居民收入的增长，从而较大幅度地提高了农民和城市低收入阶层居民的消费能力，在一定程度上疏解了消费增长的瓶颈制约，有效地促进了消费的增长，这是促使居民消费价格由低水平变化到温和上涨的主要原因。
其二，劳动力价格的上涨从成本和需求两方面促进价格总水平的温和上涨。目前，粮食、蔬菜、水果等农产品价格已经出现了一轮大幅度的上涨，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比较收益明显增加，这使得农民在从事农业生产和外出打工之间有了可选择的余地，这是雇主不得不提高农民工工资的主要原因。而农民工工资的提高，有效地促进了城市劳动者工资的增长，从而在整体上提高了劳动力的价格。加之政府积极地、有目的地、有计划地推行最低工资制度，以及从劳动法律规章等方面加强对劳动者利益的保护力度，促进了劳动者工资的稳定增加，进而从成本和需求两方面影响价格总水平的上涨。
其三，目前国际市场能源、原材料、农产品价格均已进入高位运行时代，而我国又是资源短缺及资源消费大国，国际市场会充分利用中国需求大的因素尽可能地抬高资源的市场价格，从而加剧输入性价格上涨的压力。另外，为了节约资源，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原则，我国也会主动利用价格等经济手段，通过适当提高资源价格或者资源税收的手段迫使企业减少浪费、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这也将在客观上促进资源价格的上涨并影响居民消费价格的上涨幅度。
其四，由于环境污染压力较大，以及国内外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的进一步提高，经济发展的环境保护支出也将越来越大，这也将促使生产成本的迅速增加，并推动价格总水平的上涨。
重视对企业涨价行为的调控。
对价格总水平涨幅的适当控制是完全必要的。尽管目前价格总水平运行属于温和的上涨，但由于目前价格总水平上涨主要是由于部分生活必需品较大幅度的上涨拉动的，因而其影响是很大的，因此必须有针对性地对价格涨幅进行调控，对社会发出有效而适度的信号，有效地引导价格预期。
从企业本身的利益出发，企业有较强的涨价欲望，只要有条件，都会尽可能地提价以获取更大的利润，特别是在经济增长的上升期、出现突发性事件、市场供求出现不平衡等情况下，都会出现借机涨价的情况。这些涨价，有的合理，有的不合理，政府对此要加以分析，进行合理的控制，特别是一些对国计民生有重大影响的商品价格，如生活必需的重要食品、垄断性商品及服务、资源性商品等必须加以必要调控。
重视提高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居民对价格上涨的承受能力。
首先，增加居民的货币收入，特别是增加中低阶层居民的货币收入；其次，增加政府的福利支出，政府应该承担更大的公共和福利支出责任，不能只强调政府减负；第三，建立稳定的、有效的职工工资增长机制，在法律法规上强制职工工资的合理增长；第四，增强社会保障体制的保障功能；第四，编制低收入阶层居民的消费价格指数，把价格指数涨幅与政府的补贴联动，价格涨则补贴增，确保低收入居民不在价格上涨较多的情况下，生活质量出现大幅度下降。
对结构性价格上涨，目前最好的措施是加强菜篮子、米袋子工程的建设。
从现实来看，我国粮食、蔬菜、猪肉等食品价格的上涨主要是供给问题而不是需求问题，因此就不能用控制需求总量特别是控制货币总量的方法来控制价格的上涨，而应增加具体产品的供给。最适合的方法就是切实落实米袋子、菜篮子的省长、市长负责制。
菜篮子、米袋子工程的建设，对于大城市的价格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上世纪90年代我国大规模的米袋子、菜篮子工程建设卓有成效，对于价格的稳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后来房地产建设和开发区建设，占用了城市周边的大量良田，城市鲜菜种植面积的大量减少，以及产粮地区种粮面积的大幅度减少，导致城市鲜菜的自我供给率大幅度下降，一些产粮大省成为缺粮大省，这是目前各地粮食以及蔬菜价格大幅度上涨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稳定物价必须从菜篮子、米袋子工程抓起。
一是，扩大城市蔬菜的种植面积，尽量提高蔬菜的自给率。
二是，要加强城市农产品批发和零售市场的建设，促进农产品的流通。政府要扶持农产品批发和零售市场的建设，有效地降低市场摊位的租金和其他费用。在特定的情况下要对特定的农产品市场和特定的农产品经营户加以经营补贴，以稳定价格。
三是，加强粮食储备，不但要加强中央政府的粮食储备，也要加强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特别是要加强缺粮大省的地方储备。要强化缺粮大省的省、市（地）两级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确定粮食储备的省长、市长负责制。
四是，要以法律法规的形式长期确定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制度，不但在高速公路上采取绿色通道制度，也应在铁路运输上采取必要的农产品优惠运输制度。目前，农产品生产的集中性和地域性大大增强，蔬菜、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长途运输成为当前农产品流通的特点，运输费用成为拉动农产品价格上涨的重要因素。我国目前高速公路收费较高，铁路运输也存在很多的不合理收费现象，而粮食、蔬菜等农产品生产的利润很低，运费占了流通环节的较大部分。因此，有必要降低运输的费用，让利于民。
五是，对于郊区农民直接运粮、运菜进城销售的现象要鼓励引导，不能以整顿城市市容为理由设置障碍甚至进行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