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以来的一年间，中国国内经济环境发生了一些深刻的变化，中美之间的经济不平衡也给中国带来了更大压力，尤其是在中国治理通货膨胀和抑制楼价的过程中，过度积累的贸易顺差严重限制了货币政策的空间。在这一背景下，今、明两天的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双方讨论的议题以及重点当然也会有所变化。
　　在以往的对话中，美国一直要求人民币升值，中国也确实在让人民币升值。从汇改以来，人民币名义汇率升值了21.5%，实际有效汇率升值了18.2%。从去年5月到今年3月，人民币名义汇率也升值了4.7%，尽管这一阶段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贬值了1.9%。
　　但是，需要注意到近来讨论得比较多的是中国的人口结构问题。在2009年前后，就有学者提出中国可能正在经过刘易斯拐点，当时也有许多不同意见。目前，理论界的观点已经较为一致了，那就是中国已进入了刘易斯拐点，而且人口红利将会在近几年内消失殆尽。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人民币是否仍然存在单边升值的预期？笔者觉得，现在讨论人民币汇率，应当从升值问题转向汇率制度问题，如果继续强调人民币单边升值，考虑到人口结构的变化以及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可能会给中国经济带来巨大风险。因此，重点应当放在人民币浮动汇率机制的建设上。
　　然后是美元汇率和利率问题。2009年5月以来，美元实际有效汇率已经贬值了9.6%，尽管美国民主党向来重视“强美元”，但这一次有点例外。美元的贬值已经给中国及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带来许多麻烦：首先，美元贬值将导致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这将给中国控制通货膨胀带来新的困难。中国的居民消费指数已经持续数月在高位运行，有效管理通货膨胀对于中国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稳定都有着重要意义。其次，美元贬值会推高中国的资产价格。2007年以来，中国政府就开始致力于抑制楼价，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抑制房价的措施一度停了下来。全球经济渐渐走上复苏之路后，房地产价格高涨的问题卷土重来。美元贬值和美联储的低利率政策，势必会进一步扩大美元利差交易的规模，而利差交易中有相当一部分资金会流向中国，给中国抑制房地产价格带来强大的上涨压力。最后，美元贬值直接影响中国在美资产的损益。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所购买的机构债到现在都还没有完全得到保障，美元进一步贬值，只会加大中国在美金融投资的损失。
　　因此，在这一轮的战略和经济对话中，讨论美元汇率和利率问题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关系到中国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问题。美国需要承诺执行负责任的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以确保中国在美的经济利益。
　　近一阶段，中国互联网企业在美国上市几乎成了一股流行大潮，优酷、当当网和人人网相继在美国上市，而更多互联网企业正加大品牌和网络建设、提升市值，准备到美国上市。其实，中国企业在美国上市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眼下中国共有257家公司在美国上市，还有693家企业在OTC市场交易。在美国上市，对于中国企业来说当然是一件好事，可以融到发展所需的资金，打破金融上受到的制约，对于民营企业更是意义重大。
　　而在国家层面上，则更多地需要考虑中美双方在政策上的协调。比如，中国企业在上市过程中，需要得到双方监管层的审批，在许多环节上存在不同的标准和重复工作，如何能够提高审批的效率，需要双方监管机构协调。美国去年开始加强对已上市的中国企业的监管，给已上市的中国企业造成了一定的压力。对此，中国政府应当加以关注，至少要让中国企业在美国市场上得到国民待遇。又比如，目前已上市的几个互联网公司已出现了估值过高的问题，企业上市过程中估值过高会带来短期的利益，但从长期看不利于企业的健康发展，以及后续的企业上市。因为估值过高往往是以更高的杠杆为代价的，而高杠杆会给企业带来过高的风险。因此，不能由着外资投资银行和会计师事务所一味高估互联网企业的市值，一旦泡沫破灭，对整个互联网产业都是严重的打击。对此，中国证券监管机构理该更多关注上市公司的估值。
　　另外，还有中国企业在美国直接投资的问题。如果说2005年中海油投资优尼科失利是由于中海油的国企背景的话，那么华为今天在美国的种种遭遇就变得难以让人理解了。长期以来，中国企业在投资美国的过程中始终困难重重，不管是国企还是民企，凡规模稍微大一点、全球竞争力稍微强一点，遇到的困难就会大些。尤其是当中国企业要并购美国企业时，尤为如此。
　　在以前，这往往被认为是中国单方面的损失，然而美国方面的看法正在发生变化。美国政府、金融界和企业正逐渐认识到：美国对于中国企业的种种限制，也给美国带来损失，其主要原因是中国企业遭遇的“示范效应”。在中海油、华为在美国投资受阻的同时，更多中国企业将其解读为一种不欢迎中国企业的信号，于是许多企业在选择投资目的地时，往往绕道而行。而限制中国企业到美国投资，在美国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情况下，实际上也是在给美国经济复苏制造困难。
　　因此，对于中国企业去美国投资或并购，中美应当形成一个双方“认可”的标准，以免“透明玻璃墙”阻碍两国资本的顺利流动。
　　最后，还得谈谈国际板和欧洲美元债市问题。从中国经济外部再平衡的角度来看，其实应把重点放在能允许资本外流的机制建设上。从目前看，国际板和欧洲美元债市场是最主要的途径。特别是在当前，中国货币当局面临控制通胀和抑制资产价格的双重任务，建成通畅的资本输出渠道，对于中国实现货币政策的有效调控作用至关重要。中美双方理当就国际板建设和欧洲美元债建设问题的一些操作层面的细节进一步交流，以扫除在监督和制度层面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