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投资环境恶化！”——至少从2009年以来，这已成某些西方企业大声抱怨的主题。早几天，原美国商务部长、即将走马上任驻华大使的骆家辉也加入这个阵营，指责中国投资环境的声浪一时更趋高涨。
据称，由于中国在全球金融危机中政治经济地位相对上升，中国政府在外国政府和企业面前表现出了新的傲慢姿态，跨国公司在华经营环境也艰难了许多；谷歌退出中国内地市场、力拓胡士泰案件……都被引为依据。前不久中国欧盟商会发布首部研究中国公共采购市场的调查报告——《中国的公共采购：欧盟企业在中国参与公共采购合同竞标的经验》，中国美国商会发布2011《商务环境调查》，无不如此。那么，这些指责果真能成立吗？是否更多暴露了指责者的思想误区？
我们从来不认为我国营商环境尽善尽美，也高度重视改善投资环境，因为中国吸引投资的着力点必然要日益转向基础设施和产业配套、公共服务、人力资源质量等方面，而良好的投资环境是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共享的，去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若干意见》（《意见》）也体现了这一点。将“歧视外资企业”的帽子扣到20多年来以对外资超国民待遇而闻名的中国头上，未免不可思议；倘若与外商直接投资统计数据对照，这些抱怨更显得苍白。因为即使在2009年危机高潮时，中国引进外资降幅也是全世界最小的。去年全球跨国投资在发展中国家下跌35%，其中巴西、印度分别下跌50%和19%，而中国只下降了2.6%。发达国家中，英国下降93%，美、日分别下降57%和53%，去年以来，中国引进外资规模再度快速增长：2010年全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同比增长17.44%；今年首季，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同比增长29.42%。倘若中国果真歧视外企，对华外商投资还怎么增长呢？
说穿了，就短期因素而言，自从《意见》开始酝酿以来，某些投资者就在制造“中国投资环境恶化”的舆论，希望借此制造压力，希冀中国政府在《意见》中给予更好的待遇。这是一种政治策略。某些外国投资者希望维持超国民待遇。还有，美欧企业与同属东亚的日韩企业相比，姿态太高，总不肯放低身段了解东道国市场，适应东道国市场要求，总是高高在上地要求别人迁就自己的习惯和规则，这些抱怨在相当程度上就是体现了这一点。正因为如此，他们对中国营商环境、外资政策的抱怨中不乏不符合实际的“硬伤”。
上述提到的中国欧盟商会的那份报告称，中国目前整体公共采购市场的价值估计超过7万亿元；而我国官方的政府采购市场规模数据是7000亿元，相差十倍之悬殊，何者为正？何者为误？且看我们的财政统计数据：
2009年，我国财政收入68518.30亿元，财政支出76299.93亿元；2010年全国财政收入83080.32亿元，加上预算安排从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调入100亿元，使用的收入总量为83180.32亿元；全国财政支出89575.38亿元。在财政支出总额中，人员工资、教育、卫生、文化、安全等等领域是不能划入政府采购范畴的。中国欧盟商会上述说法是把2009年全部财政支出都列入政府采购范畴了，这不太背离常识了么？
又如美国亚洲协会新近发表的一份讨论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的报告称，中国海外直接投资即将迎来新一轮指数级飙升，2009年底海外直接投资存量总计约2300亿美元，到2020年，中国企业将在世界各地积累1万亿至2万亿美元资产。实际上，根据《2009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09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2457.5亿美元，境外企业资产总额超过1万亿美元。美国亚洲协会报告所说的“2020年中国企业将在世界各地积累1万亿至2万亿美元资产”，如果指的是境外中资企业资产总额，那既然2009年末已突破了1万亿美元，2020年就不会只有2万亿美元；如果指的是对外直接投资存量，11年间从2457.5亿美元猛增至1万亿至2万亿美元，根本不可能。不知报告撰稿人到底读过中国政府的《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没有？
在具体要求方面，美欧企业及其代言人的要求相互冲突之处甚多。中国欧盟商会颇为抱怨：中国的政府采购有一大部分（约为
80%）是在地方进行的，但《政府采购协议》控制清单中不含任何地方政府机构；同样，国有企业为公共项目进行的采购也在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市场中占有很大比重，但纳入的国有企业的清单与初步出价清单相比没有任何变化。中国美国商会去年的白皮书也提出了类似的抱怨。难道国企应完全纳入政府采购范畴？20多年来，我国企业改革的方向一直就是推动政企分开，政府主要作为股东而监督国企，哪有反其道而行之之理？西方、特别是美欧国家不是一直赞扬我们国企改革政企分开的方向和成就么？
所以，在华外企，尤其在华美欧企业，与其抱怨，不如多多反躬自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