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照经济学的解释，流域为河流的集水面积或受水面积，是分水界内径流最后汇于一条干流的总区域，包括地表水和地下水的集水区域，但习惯上常将河流地表水的集水面积称为流域(于光远主编：《经济大辞典》，第2010页)。一般而言，流域具有成为区域的前提条件，故各大江大河流域多可形成独立的经济区域。事实上，特定流域的发展均可视为一个由自然地理区域向功能性经济区域的演变过程，在此过程中，会形成若干独具特点的发展模式，这些模式作为区域性特征，对本地区的发展影响尤为深远。本文所论的对象闽江流域即是如此。
闽江为福建省第一大河，流域总集水面积为六万余平方公里，约占福建全省面积的一半。在地理空间上闽江可以南平为界分为上游和下游，上游多山区，水流较速，河道崎岖难行;下游多平地，水流较缓，河面宽阔易行。就经济联系来看，在晚清之前，流域内部整体上存在着上游对下游的倾斜性联系，即上游向下游地区输出大量山区出产农产品，而下游对上游却甚少输出(陈支平：《闽江上下游经济的倾斜性联系》)，因此上下游间实际上是处于一种分离状态。与此相对应的是，在上游山区各县，存在着大量与邻省如浙江、江西的跨省贸易，与下游比较起来，这些县份与邻省相关地区的经济联系更为密切(徐晓望：《晚明福建与江浙的区域贸易》)。但这一切在福州开埠之后开始改变。
这种改变始于流域商品输出路线的转移，一为茶叶，一为纸张。茶叶为闽江上游山区的传统产品，其产销史可远溯至唐代。但在五口通商前，茶叶作为中西贸易的大宗出口商品，在外销途径上受到清政府的严格限制，闽江上游所产之茶须经江西转运广州出口。五口通商初期，武夷茶叶部分改由陆路转运上海出口。直到咸丰三年(1853年)，由于太平军攻占江浙要地，茶叶旧有运输商道受阻，因而时任福建巡抚王懿德向朝廷奏请暂弛海禁，允准闽江上游茶叶改由福州海运出口。自此，闽北地区所产茶叶的外销路线发生改变。至于纸张，五口通商以前，闽江上游作为福建主要产纸区，其所生产的纸品大多由陆路商道出江西、浙江，转销他处。五口通商后，由于东三省与南洋各地海纸市场的开拓，纸张贸易兴盛，加上轮船在沿海贸易航运中代替了旧式帆船，从而提供了速度与运费上的便利，闽江上游纸品遂多改为沿江而下至福州海运出口，纸品商道亦发生改变。而闽江流域输出的另一大宗商品——木材的外销通道素来多循闽江水路，这样闽江流域三大外销商品茶、纸、木材的运销通道在五口通商后都经由闽江至福州输出。与此同时，进口商品也由福州循水道抵达流域每一个墟镇，从而加强了流域内部各地间的经济联系。
商品贸易的繁盛使得近代闽江流域内部层级市场结构和市场网络渐次形成，而后者又反过来进一步促进了进出口商品在量和值上的剧增。众所周知，福州作为闽江流域的中心并非始自近代，但不可否认的是，随着近代福州开埠及对外贸易的扩大，使得其流域中心的地位得以进一步巩固，以至于外人称“闽江的贸易系于福州之手，福州贸易兴，闽江贸易自兴”(东亚同文会编：《清国商业综览》(2)，第347页)。与此同时，流域各地也出现了地区中心市场，分别扮演着闽江上游三支流及中游地区的地方各类商品集散与转运中心的角色。除此之外，近代闽江流域尚有一批因土货外销而兴起的市场，其中一部分是在传统墟市的基础上形成的，而相当一部分则有别于墟市。它们分布在各地水陆交通便利之处，可直接与地区中心市场和流域中心市场发生联系。
这样，晚清时期的闽江流域实际上已从一个流域变成一个经济区，其表征即是在流域的地理范围内，形成了一个以福州为中心的功能性的层级市场体系。与此同时，区域的发展模式也由此基本定型，即单纯地向国际市场出口农产品及半加工品，同时进口大量近代机制生活消费用品。
从世界范围内来看，一个国家或地区依靠农业产品积累资金，进而启动产业改良、升级，从而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和产业发展的先例不胜枚举，从发展模式上看，近代闽江流域似乎是选择了这一路径，但实际却并非如此。就资金而言，首先，特产贸易当然可以获得大量资金，但近代闽江流域的特产赢利没有转化为产业改良、升级的资金，原因首先在于经营流域特产贸易的商人多为福州商人和流域外商人，因而由贸易带来的财富多数为这些商人所有并转移，产地民众获之甚少。其次，商人资本再投资少，其阻碍因素多来自区域社会环境的约束。总的看来，近代以来的闽省政局更迭频仍，使得各地社会治安情况恶化，土匪横行，这给闽江流域新式工业的投资带来了严重的威胁，时人称“新式工业之盛衰，胥视资金之多寡，本期以来，闽省政局多故，投机事业，因鲜保障，遂趋减少”(《闽海关十年报告(1922-1931)》)。再次，除了本地资本外，外来资本少也是无法实现产业改良、升级的一个重要原因。除了外国资本以外，近代闽江流域甚至福建省赖以依靠的外资多为侨资，然而据统计，1871-1949年福建华侨投资福州户数仅为30家，投资额为6828925元，仅占全省华侨投资总额的4.9%，流域其他各地如南平、永安、古田、闽清、福清、德化等地的华侨投资规模则更为弱小，近代以福州为代表的闽江流域对华侨资金的吸引力显然不够。这样，在产业无法改良和升级的情况下，在资源消耗型的土特产品输出贸易衰落后，区域的发展状况也就每况愈下了。
近代闽江流域的发展模式同时也决定了港口城市的重要地位，换言之，港口及其城市的作用能否充分发挥实是区域发展的关键。然而综观近代福州港，其特征则是“港不兴”，福州港的船只进出口数及货物吞吐量始终处于较小的规模，据调查，20世纪初的十几年里，福州港进出的汽船数常年均在520余只，载重量只有50余万吨。与“港不兴”相对应的是“城不兴”。福州口岸城市及新式产业的发展也相应呈现出孱弱的状况，其对腹地经济的带动力也呈严重不足的局面，导致口岸对腹地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金、人力以及技术支持严重不够。因此虽然有了一个完整的市场体系及区域中心城市，近代闽江流域的发展模式仍囿于腹地对中心城市的支撑，中心城市及其他地区城市未能在区域发展中成功发挥其应有功能。
综上所述，近代闽江流域的区域性特征突出表现为福州港及城市对上游特产品产出地支撑力度的不足。从区域发展的角度来看，我们至少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反思：
第一，港口城市的功能。福州作为近代闽江流域的中心城市，依托流域腹地贸易而兴，但也可将流域的兴起视为福州港口城市功能的辐射影响所致。因此，港口功能的完善与否直接影响着城市的辐射力;同时，港口城市功能的完善实际也意味着区域向更大外部空间的开放，从而促使区域的外向性发展。
第二，城市与乡村。一种良性的城乡关系必须发挥城市(包括流域中心及地区中心城市)对乡村地区的辐射力，这包括进出口商品的流通及城市在产业改良、转型上对乡村的支撑，具体表现为在资金、技术、劳动力及信息上对乡村地区的支撑。就近代闽江流域而言，即是上、下游间，山、海间协调发展。这其中，政府作为区域发展的主导力量必须发挥作用。
第三，多重腹地的构建。福州作为近代闽江流域中心城市，长久以来不得不扮演着贸易型口岸的角色，这不能不说是整个腹地单纯的特产输出经济发展的要求所致。显然，多重腹地的构建对港口城市的发展具有多重的支撑作用，从而使得发展的路径不再单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