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即将拉开帷幕，美国巨额财赤引发的债务问题以及作为美国最大债权国的储备资产安全一定是绕不开的话题。一直以来，“中美经济不平衡”，反映在经常账户上，就是美国巨额赤字与中国巨大盈余之间的不平衡。实际上，这种失衡更深层次反映的是债权国与债务国之间权利与利益分配上的严重失衡，中国实际上已经成为具有某种负财富效应的债权国。
中国成长为债权大国的速度，比崛起为经济大国的速度更快。2006年，中国成为继日本和德国之后的世界第三债权大国，并于2008年超过德国成为全球第二大债权国。根据美国财政部的数据，尽管中国已经连续几个月小幅减持美国国债，但截至2010年底，中国仍以1.12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持有量，位居美国全球第一大债权国地位。
然而，作为国际债权大国的中国，正面临着不成熟债权国的种种困境。从结构上看，中国债权国地位是防御性的“官方债权国”（对外投资以储备资产或官方贷款为主要形式），而不是主动性的“私人债权国”（对外投资以直接投资、私人性质的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为主体）。2009年末，我国对外金融资产34601亿美元，外汇储备余额为23992亿美元，储备资产占对外金融资产的69.3%。在对外金融资产增量中，对外直接投资增加2296亿美元，证券投资增加2428亿美元，其他投资增加5365亿美元，储备资产增加24513亿美元，分别占对外金融资产的7%、7%、16%和71%。
从收益率上看，作为国际债权大国的中国却陷入了“斯蒂格利茨怪圈”。所谓“斯蒂格利茨怪圈”，是指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将本国企业的贸易盈余转变成官方外汇储备，并通过购买收益率很低的美国国债（收益率3%～4%）回流美国资本市场；而美国在贸易逆差的情况下大规模接受这些“商品美元”，然后将这些“商品美元”投资在以亚洲为代表的高成长新兴市场获取高额回报（收益率10%～15%）。这实际上是一种失衡的国际资本循环方式，它反映的是经济全球化中金融霸权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的红利剥夺。
此外，作为不成熟的债权国，中国无法以其自身货币进行放贷，因此，大量贸易顺差带来的是货币不匹配和储备资产贬值的风险。与之相反，作为全球最大债务国的美国，债务不但没有对其形成制约，反而成为美国维持金融霸权的工具。
债权国利益大幅受损的危险因债务国债务规模不断攀升，当前是该思考中国如何扮演美国最大债权人角色的时候了。中国要将作为债权国的金融权力转化为国家政策工具，形成新的资本循环。
一方面，中国要积极尽快建立发达的本土金融市场，扩张金融市场的深度和广度，理顺投资与储蓄不畅的转化机制，通过增加国民拥有财产性收入实现财富重整，进而实现“藏富于民、藏汇于民”，巩固债权国的形成基础并提高财富效应。
另一方面，中国要减少债权投资，增加对外股权投资。尽管2010年的数据还未公布，但根据2009年国际投资头寸表，2009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2296亿美元，占对外金融资产的7%。而2007年、2008年的占比分别为4.8%和6.2%。这说明我国对外资产结构有了积极变化。中国要进一步主动调整对外资产结构，加大外汇储备资产对海外兼并、海外市场拓展、技术升级、资源能源收购、知识产权等项目的重点支持，以及对新兴产业的股权投入，通过资本的全球战略布局，将中国的资本优势转为制度、资源和投资的优势，完成由被选择者向选择者的转型，提高全球配置资源能力，寻求利益的重新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