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一批已在境外上市的中国企业相继宣布将推行私有化退市。此举总体上还是表明，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正在摆脱境外上市狂热，回归理性。因为，即使在境外上市有股热潮，但内地企业境外上市仍需要承受许多额外风险：首先，那些主体业务和收入来源都位于境内的巨型企业，要用硬通货向境外股东支付巨额红利，可能对我国外汇收支产生巨大压力。目前中国持续双顺差，外汇储备总额已逾3万亿美元，此项风险似乎无足轻重；然而，考虑到在华外商投资企业企业资本撤回与利润回流的潜在压力，一旦中国国际收支逆转，这项风险就绝不是可以漠然视之的了。
其次，内地消费者权益与国际投资者利益存在冲突，内地企业境外上市可能使有关管理部门陷入两难境地。数年前内地民间强烈呼吁手机单向收费，却两次引起中国通信类股票价格暴跌，不得不赶赴香港救市，而手机单向收费改革也就此打入冷宫，实际上是运用政府力量向海外投资者提供了超国民待遇。随着境外上市企业特别是基础产业、基础设施企业的增多，类似利益冲突将有增无减。
第三，由于境外投资者与境内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比境内投资者更为突出，相当多的境外上市中国企业不得不付出股价折扣的代价，境外上市的收益因此而大打折扣，中小型企业克服此类信息不对称和股价折扣问题尤为困难。此次泰富电气（HRBN。
NASDAQ）、康鹏化学（CPC。 NASDAQ）、大连傅氏 （FSIN。
NASDAQ）等公司之所以相继宣布准备启动私有化退市程序，关键原因便是公司估值过低、企业收益与为之付出的服务费等成本不相称。公司估值过低又造成了A股与H股股价相差悬殊、同股不能同价的问题，不仅在境内、境外投资者之间引起了复杂的利益分配问题，而且必然导致同股不能同权，这又与公司治理的基本准则相悖，也为A、B、H股的最终合并设置了重重障碍。
我们对境外投资者促进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的神奇能力不宜抱有过高奢望。企业管理层与大多数股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天然存在，境外投资者获取内地企业信息还需克服额外障碍，通过境外上市强化企业监督激励机制的目的常常会落空。在中国证券市场最大丑闻之一“中科事件”中，庄家吕梁操纵的康达尔（后改名“中科创业”）股票入选道-琼斯中国指数成分股；上市香港以来多年是香港投资者宠儿的科龙公司，2000年陡然出现巨额亏损，都是典型范例。
最后，中国企业境外上市还必须承担额外的政治风险，三大石油公司在美上市时均因与受美国制裁国家有业务往来而遭受政治狙击就是突出案例。既然如此，中国企业还有必要过度迷恋境外上市这个传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