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首善”陈光标与媒体的一场口水仗引发围观。陈到底有没有诈捐，自有证据说话，不妨拭目以待。我们更应该思考的是，对于陈光标及其“高调慈善”、“暴力慈善”，公众看法缘何一向褒贬不一、分化严重？在中国现代慈善仍在发育、摸索的过程中，“首善现象”足以成为我们解剖检视的社会标本。
　　我们不否认，每次重大灾难都能看到陈的身影，他本人确实在行动，确实捐了不少真金白银，“首善”称号恐非浪得虚名。按理说，这样一个慈悲为怀、四处撒钱的大善人，应当受到社会一致肯定才对，但恰恰相反，公众对其行为方式、慈善动机和社会效果的争议却始终没有断过。有些专家、媒体和业内人士一直在为陈辩护，希望大家多些宽容理解，认为这样可以带动更多的人参与慈善。这种论调初衷或许良好，但实际上，效果却十分有限，公众的质疑并不会因此而减少。因为，大多数人对慈善自有其认知水平、评判标准、道德要求，而一些慈善行为或隐性或公开地忽视这种普遍的社会心理约束，不引起口诛笔伐才怪。
　　现代慈善，离不开透明高效的专业运作机制，也离不开高调低调的慈善人士，但说到底，更是一种良性、理性的社会文化。对慈善的理解，不能简化到把钱物直接塞到灾民手中，不可冠之以“暴力”而自我肯定，更不容漠视甚至损害救助对象的尊严，而应该让受捐者感受到社会的关爱和温暖，让旁观者体会到一种道义感召，让社会达致一种正面积极的和谐。并不是捐钱捐物，就自动流出了道德的血液。在中国人的文化理解中，慈善不是只看善行，更重要是有慈心，人们更赞赏做好事不留名，更崇敬不受嗟来之食。这种文化基因和传统，与西方社会构筑在市场法则下的慈善氛围有很大不同，值得中国的善人们认真对待，也值得从事慈善事业的机构和组织去深入思考。
　　当然，我们不能对每个行善者求全责备，但我们有必要营造一种真正中国特色的慈善文化，它不能离开中华传统慈善文化的土壤，又不排斥外国文明经验的养分。随着这种慈善文化日趋成熟，现在纷纷扰扰的“首善”争议或许会少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