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宏观经济调控的第一位任务是抗通胀，而中国式通胀的成因很大程度是因为过去央行基础货币的投放数量过大，市场 “浮币”过多。为了收回“多余”的货币，中国央行已4次加息，10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从治理通胀的实际效果来看，持续地紧缩货币暂时还没有完全体现出显著的效果。与此同时，不少企业包括优质国有企业都出现资金紧张情况，更多的民营企业已经感受到明显的资金压力。如何将流窜于社会上的多余流动性引导进入实体经济和高成长的优质企业，变“不确定性”最强、对物价冲击最大市场资金流为确定性最强、最稳定的资金流呢？我们认为，当前中国央行急着收回市场 “多余”流动性，但仅仅靠货币政策收紧，靠加息或“提准”往往是先紧了实体经济，先紧了能够创造真实GDP的优质生产企业。相反，长期徘徊于实体经济之外的“浮币”仍然流窜于资本市场 、房地产市场和大宗商品市场，成为持续推升高通胀的隐患。最好的办法就是允许优质国有企业、包括好的民营企业发行“优先股”。在收回多余流动性的同时，做到趋利避害。
我们认为，允许优质国有企业、包括好的民营企业发行“优先股”，即可收回流动性，同时不会减少市场供给；当前，中国央行收紧流动性的力度远远大于发达国家央行，连续加息，由于利差扩大原因，美国、日本的很多热钱云集香港，随时准备进入中国，购买人民币资产。由于热钱的大量长期性存在具有长期性、必然性，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一定受到干扰，人民币升值压力被夸大。怎么稳住热钱，避免热钱对中国商品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长期冲击，需要创新思维。如果允许优质国有企业包括金融企业在香港发行以外币计价的“优先股”，既可以让热钱变为中国企业急需的生产建设资金、股本金，同时也可以解决热钱出路问题。热钱进入这个“池子”，人民币升值压力会减轻；在中国加大宏观调控的背景下，一些很好的国有企业、包括金融企业纷纷受困于资金和资本金瓶颈，难以扩张。我们注意到，今年以来很多金融企业已经达到资本金管理上限，不能放贷。这除了影响金融业业绩，更造成人为的资金紧张，市场利率被放大。适度地允许好企业发行优先股，对生产企业来说，可以扩大资本，减少负债率，提高融资能力，也可以减轻资金压力。对金融企业来说，由于发行优先股不同于发行普通股，不能流通，长期锁定，既可以吸收流动性，同时不会对股市造成负面打压，是一个很好的创新点。
中国式通胀成因复杂，目前工薪收入及刘易斯拐点已经形成，预计通胀率会长期徘徊在4-5%之间，而存贷款利率又不可能大幅度上调。由于负利率环境客观是很难改变，必须想出好办法，使广大存款户免受储蓄存款长期贬值之苦。在存款户中有很多人对风险收益率的期望值并不高，不愿意进入股票等高风险市场，如果能够开放“优先股”市场，可以使众多有闲钱的存款户成为“低风险股民”。对国家来说，优先股股东群体越大，锁定的长期投资越多，市场流动性压力越小，而对优先股股民来说，既可以拿到高于银行存款利息的股息，同时又避免其盲目地追逐高风险投资市场，引发资本市场泡沫。
总之，允许优质国有企业发行“优先股”好处颇多，是趋利避害，一举多得的好办法。
抗通胀的同时必须防滞胀，这是中国式抗通胀的最大难题，而最大的难题在于：如何做到既能收回市场多余的流动性，同时又不伤害或少伤害那些真正需要发展扩张的好企业，切实防范滞胀风险。也就是说，既要贯彻中央的各项宏观调控决策，对全社会的资金面进行适度紧缩，同时还要“网开一面”，让该发展，该扩张的企业不能“断粮”，对有些创新型企业还要格外扶持。建立“优先股”发行市场的确是一个能够在宏观经济面整体趋紧的环境中实现区别对待的好办法。一方面加息，提高存准率，一方面推出优先股市场制度，让一些创新型企业，国有骨干企业，能够创造高效率GDP的企业发行优先股，迅速地获得资金支持，这即符合国家产业调整大局，能够促使更多企业改变产业结构，又可有效地增加市场供给，避免短缺型通胀的蔓延。
优先股的最大好处是变社会闲散游资为固定资产投资，变短期炒作性资金为中长期生产型投资。因此，它是管住流动性的一个“资金池”，最适合抗通胀，管理流动性。而在当前，则是实现经济软着陆，避免发生滞胀风险的最好办法。
为什么优先股能够抗通胀？这是由其特性所决定的。优先股与普通股一样都可以计入企业资本金，但却“永远”不能流通。优先股的魅力在于企业必须对股东派发长期固定的股息红利，因此能够发行优先股的企业必须是优质企业，是可以打造百年老店的企业群体——注入金融企业，国家命脉企业，以及少数具有创新潜质的企业。优先股不同于公司债，不仅在法律层面上没有太大障碍，同时由于发行优先股的企业必须质地十分优良，因此不会加大全社会融资数额。发行优先股是渐进的，是必须有优质项目配套的，因此，优先股市场开始运行后，不会增大全社会投资，不会增加社会通胀压力。
优先股是对股份制的补充和完善，建立优先股发行市场可以进一步发挥股份制改革在优化市场资源分配方面的积极作用。同时，优先股使得公司的股权结构具有更大的弹性和运作空间，既可以通过减少负债比率减少融资成本，也可以使真正具有好项目储备的企业，能够实现阶段式跨越发展。比如一些国防工业企业，在现阶段就急需实现跨越式发展，优先股制度可以使它们如虎添翼。
从宏观层面说，建立优先股市场既可以满足少数优质企业的融资需要，同时又不加大全社会的流动性，是治理流动性泛滥的好办法，是产业结构调整的“催化剂”，尤其是中国这样的没有优先股市场的国家，效果尤其明显。
宏观调控手段很多，但具有灵活性的手段却很少，尤其是对管理流动性而言。长期的实践证明，我国宏观调控尤其是货币调控，往往存在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怪圈。而根据一些发达国家建立优先股市场的实践，由于优先股制度本身具有极大的灵活性和适应性，国家有关部门可以通过控制它的发行量以及发行类型结构，控制并调节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流动性。
优先股有很多细分类型，它可以根据股东享有的权利不同，股民承担风险意愿的高低等分为不同类型的优先股股东。比如，优先股有累计优先股和非累计优先股的区分；有参加优先股和非参加优先股的区分；还有累计参加优先股和非累计参加优先股的划分等（具体细则可以参照优先股的法律说明）。由于品种繁多，不同的企业可以选择发行不同的优先股，而投资者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风险偏好选择买入适合于自己的优先股。
从宏观经济调控的角度讲，优先股最大的好处是存在可转换优先股与不可转换优先股之分，灵活性很大。由于可转换优先股具有未来成为流通股的可能性，因此其具有在短期内快速吸收社会流动性的优势。这种优势很适合不伤及实体经济的紧缩，它即可快速大量地收回流动性，同时立即将资金流输入实体经济，还为将来流动性在“实体经济”和“虚拟金融市场 ”转换留有余地。是加强宏观调控灵活性最好的工具。
优先股的法律界定通常是不可以上市流通的，是对流动性的长期“锁定”，较为“死性”。由于优先股与普通股之间存在不可转换的“鸿沟”，因此有时候吸收社会流动性的效果不好，达不到快速大量——由于很多资金不希望被长期锁定，希望优先股更具灵活性，因此，过于严格的优先股制度不利于发行方，不利于股民，也不利于宏观调控。在西方国家的实践中，为了使优先股具有更广大的市场适应性，满足更广大的投资者群体，可以事前明确发行优先股的企业要在一定年限内逐步收回优先股，这使得广大投资者群体可以事前锁定投资时间的预期，安排未来的资金投向。而为了让优先股更具短期内调节社会流动性的灵活功能，少数国家还允许一些发行优先股的企业在特定时期发行一定数量的“可转换优先股”。即，在发行时事前规定优先股转为普通股的具体条件和未来上市价格。很明显，由于可转换优先股具有了未来转化为普通股的附加权利，因此发行受欢迎程度远远高于一般的优先股。这既有利于好企业迅速地筹集资金，更有利于宏观经济对流动性松紧度的短期调控。由于可转换优先股具有短期内极大地吸收社会流动性的优势，当我们面临高通胀环境同时又预期未来通货膨胀环境会回归稳定，且股市扩容压力相对较轻时，就可以适当多安排一些好企业发行可转换优先股，在短期内一下子收回更多的流动性，抑制流动性泛滥局面。反之，当我们认为市场流动性适度，则可以控制可转换优先股的发行规模，减少未来对股市的冲击力。当然，由于可转换优先股的相对优势，因此股息率要低于一般优先股的股息率。
总之，无论是抗通胀，抑制资产市场泡沫，还是鼓励创业，支持创新，优化社会资源配置，尽快建立优先股市场不仅好处颇多，而且可以收到立竿见影的奇效。我们建议考虑建立优先股市场制度。
（作者张元启为中国航空国际建设公司总会计师，作者何志成为中国农业银行大客户部高级专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