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一季度经济数据，显示出我国经济目前面临着经济增速回落、通胀水平持续走高两大风险。两种风险一重合，短期看，宏观经济似乎出现部分“滞胀”的特征和先兆。不过，笔者的意见是，无论是从过往历史经验看，还是从当前国际经济环境、国内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看，我国经济短期内陷入“滞胀”的可能性非常小，经济增速回落更多是经济结构转型和政府主动调整所致。所以，当前不必担心经济增速持续下滑，而更应关注通胀持续升高的风险。
　　由于我国经济连续多年高速增长，在全球范围内具有独特性，因此需要将中国式的“滞胀”定义清楚。传统经济学对滞胀的定义，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滞胀，是指经济增速非常低，如1%或2%的水平，通胀则比较高。这种滞胀的典型特征是，经济至少连续4个季度负增长或者环比大幅下降，而同期通胀则有两位数以上的增长。广义的滞胀，泛指经济开始回落、通胀往上走的局面，是一种趋势。对于我国这种处于成长期的新兴市场来说，过去10年的均衡增长速度为9.7％，平均通胀率2.2％，经济增速远高于通胀率，不能跟狭义的滞胀比较，也就是说，我国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滞胀。而以广义的滞胀来衡量的话，笔者认为，经济开始回落应以经济增速显著低于过去10年经济平均增速或者外界公认的9%左右的经济潜在增长率为标准，通胀率显著高于过去10年平均通胀率（一般应超过5%甚至更高），并保持相当时间，这样的状态下才能说出现滞胀。而过去10年，季度经济增长率平均为9.4%，第一至第四季度经济增长率平均值分别为9.6%、9.4%、9.3%、9.3%，经济增长率连续4个季度出现下降的年份分别为2001年和2008年，分别是受亚洲金融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影响所致，其他年份各个季度经济增长率，不是持续上升就是相对平稳。而从经济增长率与通胀率搭配来看，2004年、2007年出现过“高增长、高通胀”，其他年份基本上都是“高增长、低通胀”，只有2008年短暂出现过所谓的“滞胀”症状：CPI上涨5.9%，GDP增长率为9.6%，相对其他年份较低。今年第一季度GDP增长9.7%，增速虽有所下滑，但仍达到近10年的年平均增速，并超过近10年的季度增速和潜在的经济增长率。总体上看，经济增长的态势还是好于预期的。
　　以当前国际国内经济环境，我国经济增长并不存在出现“滞”的基础。
　　虽然遭受油价急剧上升和日本大地震等突发性事件，但国际经济大环境并没有出现根本性的变化，二次探底基本不会出现。IMF数据显示，2010年全球经济增速已从2009年的-0.6%跃升至5.0%，其中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分别由-3.4%和2.6%升至3.0%和7.1%。全球经济正摆脱金融危机的阴影，进入全面复苏和扩张阶段。
　　从国内情况看，经济增速回落是经济结构转型和政府主动调整所致，也是市场乐意接受的。特别是就经济增长的动力——“三驾马车”而言，虽受政策因素影响呈小幅减速的格局，但回落幅度都不大。受房地产市场调控、货币政策收紧、地方融资平台治理等措施影响，国有及国有控股投资增长有所减弱，但市场化投资依然保持较快增速，民间投资一季度同比增长31.5%，产业升级相关的投资增速也呈加快趋势。而且，今年国内还存在较多刺激投资的因素，如“十二五”规划元年、国家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投资加速、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将进一步提速、保障性住房建设规模扩大、市场流动性仍然充裕等，说明投资增长的内在动力仍旧比较强盛。
　　因为楼市和车市两大消费市场在政策主动调控下有较大幅度下滑，通胀压力的高企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居民即期消费，加上对未来通胀和支出预期增强且投资渠道狭窄，居民消费意愿不高，消费信心不足，一季度消费比去年同期回落1.6个百分点。不过，同时也要看到，我国消费升级的大趋势不会改变，而且“十二五”规划中政府明确提出将通过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及减轻家庭税负负担来刺激消费，这种预期将支撑居民消费维持较快增长。因此，消费短期增速下行不会改变长期平稳增长的态势。
　　至于外需，确实，鉴于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仍有进一步上涨的可能，再加上人民币升值可能给我国出口带来的负面影响，今年我国贸易条件或将进一步恶化，出口增速低于进口增速的概率较大，贸易顺差收窄趋势将持续。但这对减少外汇储备，降低市场流动性，抑制通胀有一定好处，反过来会刺激消费。因此，外贸即使出现逆差也并不可怕。
　　虽然我国采取多项政策从生产、需求、货币等多渠道控制通胀，但3月CPI还是创出本轮通胀的新高，特别是PPI上涨7.3%，环比上涨0.6%。如果考虑到翘尾因素和PPI对CPI的传导效应，那么未来数月我国通胀压力仍将高企，“胀”的风险要大于“滞”的风险。目前我国的通胀是国内、输入型、总供给、总需求多重因素混合作用的结果，其中如输入性因素、国内劳动力工资成本上升因素等，还具有长期性和刚性，所以货币紧缩政策效果将相对有限。更何况，这些因素还具有进一步强化的趋势：受自然灾害、地缘政治以及国际金融市场投机的影响，全球能源、资源和农产品价格短期内仍有可能进一步联动上涨，输入性通胀因素增强；而国内农产品生产资料成本、劳动力成本、土地和服务业价格等也呈刚性上涨趋势，因此，抗通胀仍是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首要任务。
　　尽管如此，我们在实施抗通胀政策时仍需注意妥善处理与保增长的关系，避免货币紧缩政策过快、过重和过于密集出台。尽量有效安排调控政策，使之既有效抑制通胀，又促进经济增长，并对可能发生的经济滞胀保持足够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