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抑制和治理通胀需要较长的时间，欲速则不达
■ 只要经济增长保持在8%至10%，通货膨胀率控制在4%之内是可以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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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增长关注的是短期目标，是战术性措施；调结构关注的是长远目标，是战略性举措，两者应紧密结合起来
访谈嘉宾：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 陈佳贵
主持人：本报记者 郭丽君
2011年是我国实施“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面临许多复杂因素，各种经济热点此起彼伏，百姓关注度不断提高。如何保持我国经济良好的发展势头？如何处理好保持经济稳定增长、治理通货膨胀、调整经济结构之间的关系？日前，记者就此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主席团代主席、经济学部主任陈佳贵。
记者：我注意到近一年来媒体一些用词的变化，比如前些时候谈“通货膨胀预期”，现在谈“治理通货膨胀”，您认为现在通货膨胀的表现程度是怎样的？
陈佳贵：从去年下半年以来，通货膨胀初步显露出来。今年通胀压力进一步增强。一月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达到4.9%，二月与一月持平，三月上升到5.4%，一季度平均达到5.0%。今后几个月通胀压力仍然很大，全年CPI有可能超过4%。
造成通胀压力增大的原因很多：一是流动性过剩；二是经济增长速度偏快；三是农业的基础不稳固，农产品价格上涨；四是成本上升；五是输入性价格上涨。
记者：造成通货膨胀的原因都是必然出现的吗？
陈佳贵：上述五种因素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合理的，与经济发展的大政策一致的，如农产品价格上涨，劳动者工资的上涨，国内资源价格的上涨等，但是必须通过增加供给或减少需求以控制上涨的速度；第二类是不合理，但是不可控的，如输入性价格上涨，我们只能控制经济增长速度，减少需求；第三类是不合理，但可控制的，如流动性过剩，经济增长速度过快。因此，今年除增加农产品供给、适当收紧流动性外，一定要控制好经济增长速度。
此外，造成通胀压力的因素是长期积累的结果，抑制和治理通胀也需要较长的时间，不能一蹴而就，太急了不必要的行政措施就要出台，反而欲速则不达。在2至3年时间，使CPI回落到3%以下是可以接受的，也是有可能的。
记者：经济发展速度百姓也很关心，毕竟每个人都不希望经济因为治理通胀而掉头向下。您认为，应如何处理好保持一定经济发展速度与治理通货膨胀的关系？
陈佳贵：经济增长速度过快，需求旺盛，必然要促使价格的上升，形成通胀压力，甚至出现严重通货膨胀。历史数据也提供了佐证。从1990年到2010年的21年间，有10年GDP的增长率在10%以下，在这10年中，只有3年CPI在3%以上；相反，在GDP增速超过10%的11年中，只有3年CPI的上涨率在3%以下，其余8年都在3%以上。尤其是1992年至1995年，GDP超常增长，进入11%至15%区间，CPI也进入了6%-25%的区间。PPI（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的上升率与GDP的增长率也存在类似关系。
既然我国经济“十二五”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定为7%，年度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为8%，8%-9%可以视为最优增长区间，9%-10%可以视为次优经济增长区间。经济增长速度超过10%可以看作出现了过热的苗头。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国经济增长率如果降到10%以下，肯定有人出来反对，说发展速度太慢了；如果降到9%以下，反对的人就更多了，所以给人的印象是，经济增长速度还是越快越好。当然，也不能反过来说经济增速越慢越好，既然现阶段我国的潜在增长速度在9%左右，只要保持在8%至10%之内，通货膨胀率能控制在4%之内是可以做到的，也是可以接受的。
记者：长期以来经济发展速度与保障就业有直接关系，速度低了保障就业会不会出现问题？
陈佳贵：主张经济增长速度要快的人列举的理由很多，最主要理由是就业压力大。我国人口多，从一般意义上讲，这是有道理的，但是考虑就业压力，不仅要看人口总量，还要看人口的构成，看经济总量和产业结构。由于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一直很低，人口老年化的现象十分严重，无论按照哪种标准衡量，我国都已经进入老年社会，进入就业的劳动人口在大量减少。有关资料显示，近些年，我国进入劳动人口的数量每年减少500万左右，这种趋势还在进一步发展。近两年“招工难”正在由东部沿海省份向中西部省份发展，使东部省份与中西部省份农民工工资差距由以前的15%缩小到现在的5%左右。今年沿海省份的民工荒更加严重，一些企业提高工资也招不到人。这种状况一方面是由劳动力供给减少造成的，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我国的产业结构以劳动密集型为主而引发的。把经济增长速度控制在9%左右并不会引起大量失业人口的增加。
记者：有人认为，今年以来，经济增长速度在不断回落，物价在逐步走高，我国经济已现滞胀的苗头，有人甚至认为，我国经济已进入滞胀期，对此您怎么看？
陈佳贵：对这种看法我不敢苟同。滞胀，全称为停滞性通货膨胀，是西方的一些经济学家解释美国上世纪70年代经济出现的一种特有经济现象时使用的一个概念。当时由于出现世界石油危机，石油价格大幅度上涨，美国经济增长速度大幅度下降，失业增加，物价却上升很快。经济学家一般使用这个概念时，都会强调两个前提：一是经济增速降到潜在的GDP以下甚至停止增长，物价快速上升居高不下；二是这种现象一般持续数年以上，而不是短期性的波动，如美国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后这种现象就持续了10年左右的时间。
许多经济学家测算，我国潜在的GDP增长率在8%-9%，所以我国“十二五”规划把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定为7%，年度预期目标定为8%。预计今年我国GDP的增速还会保持在9%以上，仍在合理的增长区间内，不存在经济增速大幅度下降的问题。今年我国经济速度回落，物价比去年升高的现象不是经济已经出现滞胀，而是短期的正常波动。“十二五”期间，我国出现滞胀的可能性也不大。
记者：从实际情况看，经济增长速度过快有可能会影响产业结构的调整。
陈佳贵：的确如此。经济增长速度与调整经济结构存在共同点，又存在着某些矛盾。它们的共同目标都是为了使国民经济保持平稳较快的发展，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但是两者的侧重点又有不同。经济增长关注的是短期目标，是一种战术性措施；调结构关注的是长远目标，是一种战略性举措。
有时它们之间还存在某些矛盾。以经济增长速度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关系为例，经济增长速度快一些，有利于就业，有利于增加财政收入，但是如果经济增长速度过快，各方面的需求旺盛，不仅落后企业、落后产能得不到淘汰，还会刺激它们发展，加重产业结构调整的任务和困难。
比如，2008年之前，我国某些行业就存在产能过剩，产业组织结构不合理等严重问题，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这本来是我们调整产业结构的好时机，但是为防止我国经济的大幅度下滑，政府不得不出台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实际执行中又把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变成了过度宽松和宽松的货币政策，经济增长速度是保住了，但是错过了调整产业结构的好时机，落后企业、落后产能、产业组织结构不仅没有得到有效调整，反而有所恶化。
因此，我们必须处理好控制经济增长速度和调整经济结构的关系，把两者紧密结合起来。我们出台的宏观经济政策，决不能为了保高增长速度而忽视经济结构的调整，推迟结构调整的进程；更不能为了保年度的高增长速度而进一步恶化经济结构，增加今后结构调整的难度。我们应该适当控制年度经济增长速度，使它不要超出预期目标太多，为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保持良好的宏观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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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佳贵，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学部主席团代主席、经济学部主任，全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委员，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会长、中国工业经济联合总会副会长、社科基金管理学评审组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