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曼的名言“通货膨胀无论在何时何地都是一种货币现象”简洁有力，让多少不求甚解的人获得批判央行的武器。不幸的是，这句引语省略了至关重要的修饰语。在那本《货币的祸害》中，弗翁的原话为：“严重的通货膨胀无论在何时何地都是一种货币现象”。历史上，恶性通货膨胀都缘于货币滥发，但在建立了禁止财政透支的现代财政金融体系中，情况已有了变化。弄清这一点，对于理解当前经济的运行方式至关重要。
　　通胀有两类，一类是恶性的，另一类是一般的。两类通胀的发生机制与环境完全不同，必须予以区分。
　　恶性通胀唯一的、主要的原因是货币超发。这一点在经济学家中是共识，没有分歧。在硬通货时代，政府滥发货币不太容易，《货币的祸害》中，弗里德曼写道：“多数早期的通货膨胀之所以没有出现恶性通货膨胀，只有一个简单的原因。只要货币是由硬币组成（无论是黄金、白银、铜、铁或锡），通货膨胀的产生要不就是由于新发现了贵金属，要不就是技术创新降低了提炼金属的成本，要不就是降低了货币的成色——即用‘贱’金属替代了‘贵’金属……在降低成色的条件下，不管金属有多贱，仍然要耗费某种东西进行生产，这一成本就是对货币数量的一个限制”。因此，在硬通货时代，恶性通货膨胀不太容易出现。但纸币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这一点。
　　在法币时代，当政府机构在面临巨额财政赤字时，可以透支央行账户、直接命令央行印刷货币供财政部使用，支付各类支出，由此，导致每单位货币价值的摊薄。政府若不是透过收税或者发债来取得收入、而是直接印刷货币来使用，“纸币的数量可以按可忽略不计的成本无限增长”（弗里德曼语），新创生的货币将直接进入流通，透过金融体系的放大效应，必然导致货币供应量与物价之间螺旋般相互推升的效应，其结果，往往体现为天文数字的通货膨胀。历史上，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德国、我国四十年代后半期的内战期间、前些年的津巴布韦等，都是这一机制的极好示范。
　　正是由于认识到滥发纸币的危害，二战后、尤其上世纪80年代之后，世界各国开始加强中央银行独立性。这种独立性表现在股权结构、治理形式、政治独立性、经济独立性等方面，其中，尤其重要的是，各国都规定了中央银行不得直接给政府透支发行货币。
　　这样的纪律一旦建立，对付通胀治疗立竿见影。在1995年我国中央银行法通过之前，时有财政部投资中央银行的事例发生，1982年至1995年通胀均值高达10.5%。1995年之后，财政部不能透支央行账户，从1996年至2010年，通胀均值快速降低到2.1%。
　　上世纪80、90年代曾经遭遇三位数恶性通胀的巴西、秘鲁、阿根廷等南美国家，也是受益于中央银行纪律的建立，通胀率随之大幅降至个位数。
　　纪律约束下的中央银行并非通胀的根源，那么，通胀与货币供应量是什么关系呢？很简单，不是货币供应量决定了通货膨胀，而是反过来，通货膨胀决定了货币供应量。这一点虽然在现代经济学里貌似异端，却是古典经济学的经典结论。马克思在《资本论》的1章、3章就明确指出：“流通手段的量，很简单的被商品价格所决定。所以不是货币流通量的增减引起价格涨落，而是由于价格涨落导致货币流通量的增减”。马克思称之为“最重要的经济法则之一，大概也是李嘉图之后英国经济学唯一的功绩”。关于货币的认识，显示了马克思作为杰出观察家的洞察力。如果说今天需要有些修正的话，或许可以是这样：信贷需求被满足的程度决定货币流通量的增减，而物价与货币供应量在一个相互联系的经济运行整体逻辑中被同时决定。
　　也就是说，货币供应量的变化是内生性的，而不是由央行外在地决定的。央行可以决定基础货币量，但整体金融体系在基础货币量的基础之上创生多少货币总量，在央行掌控范围之外。一个典型例子是，美联储在2008年之前的100多年时间中，发行了约8000亿美元的基础货币；而2008年、2009年短短两年时间，将其基础货币量扩大三倍至2.4万亿美元。即使如此，美国货币供应总量增长幅度十分有限：两年时间仅仅增长了约7%。再以中国为例，至2009年，中国央行基础货币发行量为14.3万亿元，而流通中货币（用M2度量）却高达72.6万亿元。在基础货币之上的新增创造部分，非央行可控。同时，央行货币发行并非为财政部透支开支，主要体现为外汇占款（占基础货币的91%），本质上是等价值的流动性置换，并没有摊薄单位货币价值。
　　因此，在建立了现代央行经济制度中，通胀根源并非央行。通胀的主要决定因素（分别）为：劳动力成本、劳动生产率、财政赤字、贸易顺差以及投资增速。就这个角度而言，控制通胀，并非收紧货币政策那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