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各级领导干部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不仅是组织者，而且是推动者。因此，笔者以为，政绩考核方式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影响重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重在转变以经济增长为主要考核指标的政绩考核体系。
　　这些年来的实践证明，以经济增长为主要考核指标的政绩考核体系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极为不利。由于各级领导干部实行任期制，在有限的任期内实施政绩考核，势必会促使领导干部关注经济增长，而忽视结构调整，因为经济增长立竿见影，属于战术性短期目标，而结构调整不能操之过急，属于战略性长期目标。
　　具体来说，追求经济增长的政绩考核，造成的后果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重投资，轻消费。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我国一直是投资和出口占主导，消费则不足。据权威理论网站——求是理论网的数据显示，自2001年至2009年，我国投资率由36.5%上升至47.5%，消费率则由61.4%下降到48.6%，其中居民消费率由45.3%下降到35.6%。2010年，投资占GDP的比率进一步上升至49%，而世界平均投资率为22.7%，由此看来，我国投资与消费失衡的矛盾依然突出。由于第二产业是投资的主要承载行业，故我国第二产业对GDP的贡献率较高，达47%，生产结构偏向工业，不利于产业结构的转型优化升级。
　　其次，重投入，轻成本。经济增长的考核并未包含为了求得这样的增长所付出的成本。比如，虽然这些年竭力提倡绿色GDP，可因为考核始终缺乏可操作性，许多官员还是秉持“唯GDP增长论”，甚至将GDP的高速增长作为衡量工作的唯一标准。为了追求政绩，追求数字增长，不惜上马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即“三高”项目；甚至为了地区利益，各自为政，地方封锁，行政分割市场，致使部分地区产业结构雷同，资源浪费严重，生态环境恶化势头非但未能制止而且还在蔓延。
　　再者，重增长，轻科技。根据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增长除了受资本、劳动力等传统因素影响外，还受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提高、管理水平改善等因素影响，后者引起的经济增长可称为全要素生产率。如果增长主要依靠前者即资本劳动力，那说明该增长是粗放型增长，如果增长依靠后者，则说明是集约型增长。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戴维·罗默提出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就认为，知识和科技研发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据测算，从1978年到2010年，我国经济年均增长9.9%，而增长主要靠资本、廉价劳动力推动，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只有三分之一，远低于同期发达国家70%的水平。
　　另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点之一在于改变投资推动型经济增长，建立起消费主导型增长模式，而现有考核体系下政府主导的投资推动型增长对消费又尤为不利。政府支出增加势必对私人投资和消费产生挤出效应，影响消费的增长。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有限，占大头的投资肯定会挤压其他方面的开支，造成公共服务支出不足。在我国政府财政支出中，用于教育、医疗、社保等公共服务的支出，不到全国财政支出的30%，而欧美发达国家这一比例为平均在60%左右。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不得不为自己建保障，其消费因此会受到影响，而且由于目前投资渠道单一，大部分人以银行存款的形式为自己建立保障。
　　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由于通胀形成物价持续上涨，税基不变使得居民财富以税收增加形式向政府发生转移；另一方面又因为存款实际负利率，财富从居民向银行和贷款者转移。我国过去10年的平均真实利率水平为1.33%，家庭财富的转移实际上为制造业和投资提供了补贴。两种财富转移都限制了居民消费。
　　房地产过热，政府主导的投资推动也起了很大作用。地方投资需要大量资金支持，仅靠财政支持自然无以为继，于是，土地财政作为基础设施投资建设资金提供了重要来源。从房地产行业来讲，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在带动地方投资、拉动地方经济增长和提供税收的同时，也挤出了居民其他方面的消费，不利于其他行业的转型升级和健康发展。
　　也许有的人会说，政府不投资就无法促进就业和拉动经济增长，中国要创造足够高的经济增长率来为劳动大军提高就业机会，但实际上，在过去10年的经历证明，国内生产总值每增长10%，就业率仅提高1%，投资推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并不利于创造就业机会。
　　总之，既然结构调整包括投资消费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调整、收入分配结构调整等一系列内容，相应的，政绩考核体系也得包含上述内容，不能再单打一，仅以GDP论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