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新办4月19日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国家土地督察公告相关内容和当前国土资源执法监察情况。国家土地副总督察甘藏春会上坦言，“在中国，土地财政是一个客观事实，是我们的一个制度安排”；“目前中国的土地财政主要依赖扩大新增建设用地规模，通过土地的出让来获取收益，地方政府主要的建设资金来源于土地出让收入，这样客观上促使了多卖地、快卖地、早卖地、贱卖地，牺牲了子孙后代的利益”。
　　甘藏春对土地财政争议的回应比较实事求是，也说到了点子上，说明有关部门已经较为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从舆论的关注和解读看，多数对此也持肯定态度。土地督察制度自五年前推出以来，为子孙守红线、为政府做“体检”，各地违法违规用地受到了一定遏制，也体现了中央“实行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的决心。不过，我们要清楚地看到，这种决心在各地的现实发展冲动面前常常受到挑战，尤其是土地财政的制度性弊病愈发凸显，已经到了必须破解的时候了。
　　应当承认，土地财政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在各地城市建设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到了一定阶段之后，尤其是在目前其负效应不断蔓延恶化的情况下，我们就有必要进行总结反思，及时改弦更张。正如甘藏春所言，在完善的市场经济国家，城市政府的财政收入也主要是来源于土地税收，但我国土地财政的形成机制上却有很大问题，主要是对土地增量环节的高度依赖。在现实中，这种高度依赖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地方政府靠大量卖地、抬高地价来搞建设、增财税。财政部数据显示，去年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超过2.9万亿元，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超过30％，在地方财政收入中更占到60％以上。这种畸形发展的情况，近些年已经引起很大质疑，值得中央和各地政府高度重视。
　　老百姓对土地财政弊病感受最深的一点，就是近几年城市房价节节上涨，大大超出普通人承受能力。事实上，地方政府卖地时价格不断抬高，很大程度上刺激了房价上涨，而这又反过来加深了地方政府的卖地和抬价冲动。这种循环，表面上看起来容易出GDP、出政绩，实际上却是恶性循环，不光滋长了房地产投机炒作、泡沫泛滥和金融风险累积，而且阻滞了民生改善，老百姓“住房难”、“住房贵”加剧，不满和怨气增多。为抑制房价过快上涨，让房地产健康发展，从2002年以来中央出台政策之多，调控力度之大，超过任何一个行业，去年以来更是重拳不断，但时至今日，整体局面仍没有根本改变，离老百姓期望尚远。房地产泡沫大、调控难，有开发商道德的问题，有市场炒作的问题，但根子在土地制度安排上，在对土地财政的路径依赖上。不在这上面动手术，调控政策就很难坚持到底，最终难免失信于民。
　　土地是一种稀缺资源，在我国体制下更是具有特殊意义，靠卖地为生的地方政府无疑是在“寅吃卯粮”，透支城市的未来。事实说明，目前这种土地财政不可持续，必须尽快终结；其中的制度性问题不能回避，必须尽快破解。尤其不容忽视的是，目前这种模式激活了一些地方政府和官员的急功近利心态和违法违规行为。比如，有的地方把推进城市化误读为卖地、盖楼，导致城市发展成本快速上升，实际上在损害城市竞争力；有的地方热衷于以“农村大拆”养“城市大建”，想方设法赶农民上楼，人为制造了许多社会矛盾；一些省级以上重点工程和地方政府违法违规用地严重，特别是铁路、公路项目“未报即用”、“边报边用”比较普遍；一些官员变身为“土地爷”、“土地奶奶”，国土部门已成为贪腐高发多发领域，等等。这些问题影响改革全局和发展大局，必须有新的制度安排，才可能彻底解决。
　　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是我国特有现象，在目前地方政府强势主导经济发展的模式下，设计什么样的土地制度具有关键意义。当前地方政府之所以高度依赖土地财政，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城市建设资金和财政保障还缺乏稳定渠道。要改变这种状况，一方面要强化土地管理和监督检查，对违法违规行为严惩不贷；更重要的是，必须在财税体制改革上加强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理顺中央与地方在财权事权上的关系，改变目前土地税收为支柱财源的局面。只有这样，地方政府才不会只顾埋头追逐圈地卖地的高额利益，中央严令的“土地闸门”、“耕地红线”也就不那么容易被侵犯突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