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都看到“非法集资”被判死刑，每一次都感到震撼。4月2日，安徽亳州“特大非法集资案”（涉案37亿元），在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事主死刑。4月7日，已经开审多时的浙江东阳“亿万富姐”吴英“非法集资”（7.7亿元）案，二审开庭（一审被判死刑）。
　　我国刑法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数额较大”，就是非法集资罪，如果数额巨大，就足以达到死罪。但实际上，非法集资这个罪名，法律很不好界定。有的非法集资者，是以诈骗开始的。但也有一些情况，不是以诈骗开始的，而是在“不正常的经济环境”下滑向不可收拾的境地的。在中国的法律下，似乎一“集资”就非法，但实际上，并不容易判别“非法占有”的目的，也难以区别它和“民间借贷”的关系。
　　在西方法治国家，很难有中国似的民间“非法集资”案。而我国的法律不开放除银行之外的借贷机构。银行处于高垄断状态，还是负利率的！这是在催生“非法集资”案。而我国的各地方法院对“非法集资罪”的判决一律不手软。数额巨大的，固然逃不出死刑。数额“较大”的，也判了死刑。但是，诈骗罪最高刑是二十年或死缓。
　　“特别巨大”的集资案，往往严重地牵涉到当地官员，或者上级官员。有的官员直接和间接地参与或操纵着非法集资。这种情况下，一旦“出事”，涉案的官员会希望案犯速死。还有公务员挪动公款去集资，以图分得传销似的高额返成，据为己有。这些人也希望案犯被处死，把自己的非法所得变成“死账”。所以，很多时候，死在非法集资罪枪口下的，是在为更多的案犯抵罪。
　　其实，金额巨大的集资案，在发案之前，在当地一般是很有名了。就算一般市民出于无知，或出于希望从中获利的愿望，而没有举报，但官方不可能所有的部门都对此一无所知。要知道，这些案子都不是以高智商和高科技忽悠人，相反，它必须简单明白，且易操作，才能吸引大众参与。只要你不把自己纳入利益链条上去考虑，它就像传销一样，容易发现它的漏洞。
　　笔者十多年前调查过一个几千万的“非法集资”案（以当时的社会资金规模，应该说这也比较大了）。但它是由一位不会书写自己名字的妇女操作的。她在收到集资款时的签名，是照着别人给她写好了的她的名字画出来的。她不断地收到集资，也不断地加上高额利息返还。就这么个游戏，泡沫就吹大了。但你如果说当地的人们都被她骗了，你这不是在骂那个地级的市民和体体面面的体制内诸公么？这个报道当时差点要被加上“XXX死路追踪”的标题。后来大约也真的判了死刑。
　　浙江“女富豪”吴英非法集资案，不也是这样么？这位1981年出生的中专文化的女子，案发时二十多岁，她如何有非法集资7.7亿元的能量，她的能量是社会赋予的。吴英正在等待终判。她的律师为她做了无罪辩护，律师当然会给她列举“无罪”的理由。
　　但是，无论律师是如何辩护的，也不管笔者上面讲的种种理由，最后还有一条理由是，这些非法集资者既然集资过程已经终结，已经没有社会危害性，并且考虑到“善后”清偿的需要，还是不杀的好吧。
　　非暴力犯罪，特别是经济犯罪的死刑已经受人诟病。相比之下，“非法集资”不比贪污受贿的社会恶性高，但后者只能是国家公务员所为，中国法律对它的防线一退再退。刑法规定贪污10万元以上可以判死刑，现在数亿元也已经判死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