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期间职工工资翻番，年均增长15%，这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杨志明透露的消息。
这说明，中国进入内需经济与人力成本的高速增长期，如果职工工资翻番不能带来效率的增长，不能提升分配的效率与公平，那么，职工工资翻番将成为需求推动型通胀的同义语。职工工资上升将成为通胀的替罪羊。
中国某一轮的劳动力成本上升都伴随着产品价格的上升。据经济学家沈明高的研究，从2003年开始，中国的农业工资明显上涨。为了抑制农村工资上涨，从而推高农产品价格，中国政府在2006年废除农业税，并补贴农业生产。在工业方面，2004年以来，平均工资增长率和制造业工资增长率分别为16.2%和14.6%，小于人均GDP增长率17.7%。中国从2007年开始到2008年年中，从2010年下半年开始至今，开始了两轮的通胀周期，这并非职工工资收入造成，而是货币发行量过大、全球通胀的因素叠加的结果。
人力成本必须提高，中国不应该维持低成本的中低端制造业，一个人口大国以低廉的外贸产品立国是全球经济不能承受之重。并且，即便中国职工工资在未来五年翻番，中国工人的平均工资不过达到美国的四分之一左右，在全球范围依然属于低工资国家。
在人力成本大幅度上升的背景下，有关收入分配的制度与市场机制有必要继续深化。
如果职工工资五年翻一番，意味着经济增长与企业的赢利应该同步上升，这就有必要给企业创造更公平、高效的竞争环境。同样根据人保部的数据，2010年最低工资平均提升了22.8%，在短时间内急剧提升，政府没有给企业减税，压力完全压在企业身上，而制造企业的平均净利只有3%到5%。
在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同时，政府必须建立更为公平的税收环境，如当初减免农业税一样，给企业大规模减税，同时放开市场垄断门槛，使企业能以规模效应降低成本，否则中国的制造业将会大规模倒闭，提前出现空心化现象，通胀甚至滞胀将不可避免，最终出现高失业率现象。
另一方面是分配严重不公平。
从2006年开始，农民工工资大幅上升，根据黄亚生教授和《南方都市报》、中山大学2009年共同发起的一项调查显示，从1993年到2005年，扣除通胀因素，深圳农民工的工资只增长了9.5%。还有一些调查显示，扣除通胀因素，在广东一些地方的农民工工资15年中不仅没有增加反而下降，而同期中国GDP的平均增速是每年9%，农民工工资与农民收入与体制内工人、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
与此同时，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之间的工资差距也不断拉大。2000年到2008年，非国有企业工资相对于国有企业工资的比重从115%下降到92%。国有企业集中于垄断行业，获得了比非国有企业更快的工资增长率。更糟糕的是，大型垄断企业的成本控制差到极点，中石化的天价吊灯与茅台、拉菲事件显示，这些企业的成本控制形同虚设，我们有理由质疑这些公司的薪酬是否反映了企业中的“上等阶层”的全部福利？
意识到收入差距的严重性，人社部提出要加强对国有企业负责人薪酬和工资总额管理。目前，人社部正抓紧研究制定国有企业工资总额改革办法，加大对部分收入过高行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的双重调控力度。2009年90%的中央企业负责人年薪在百万元以上。人社部将努力使中央企业缺乏规范、自定年薪的状况基本解决，并决定今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企业薪酬调查制度试运行。需要提醒人社部的是，国企薪酬屡改不变，关键在于这些赢利大户没有任何成本控制的理念。
低薪与产能过剩是维持产品低价的利器，正是中国廉价的工人与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抑制了中国乃至全球的通胀，现在我们面临更严峻的挑战，在抑制通胀的前提下提高职工工资，这是惟一的道路，没有第二条路可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