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目前的金融结构已进入实质性的拐点。据初步统计，2010年新增人民币贷款以外融资6.33万亿元，为同期新增人民币贷款（7.95万亿元）的79.7%。体系外信用供给的增加使得2010年度社会融资总量高达14.27万亿元。
尽管目前企业债（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的相当部分还是由商业银行所持有，但由银行体系外提供的信用已经占到全社会信用供给规模的30%以上。
以信贷总规模占GDP的比例衡量，中国传统银行的信贷供给无疑已经走到了顶点（高达130%），因为发达国家的金融发展历程中，从来没有哪个国家达到过这个高度。但以总信用供给规模占GDP的比例衡量，中国却显著落后于美欧诸国，这意味着传统信用供给方式的增长速度大大超出经济总量增速的时代已经过去，未来十年发展的空间无疑是留给金融市场的。
这是金融深化自然演进的过程，是一种进步。
我们在肯定社会融资总量这一统计口径的重大意义的同时，也要认识到，这个指标目前仍只具备参考价值。这是因为社会融资总量与货币量的稳定的数量关系尚未建立。贷款投放可以创造新的存款，增加货币供应总量，提高货币乘数。但其他各种体系外信用供给方式，对于存款的派生能力存在差异，而且各种信用供给方式的结构每年波动较大。
不过，中国经济总量的增长与信用供给的总规模一直保持着稳定的数量关系，意味着有多高的速度，就有多大的信用需求。统计表明，自2002年以来，两者的相关性高达0.85。我个人感觉这个规律比货币量增速的经验规则更为实用。
中国要保持10%的经济增长速度，在当下中国经济模式中大致需要14万亿甚至以上的人民币信用规模。这意味着体系内压缩的规模一定会从体系外对冲回来。除非，宏观管理者已经做好了接受一个低于9%的GDP增速的心理准备。
中国的金融结构拐点的出现，也意味着货币政策的范式悄然改变。
过去中央银行一直主要通过数量管制和微观管理（窗口指导）来控制信贷增长。它对于约束银行扩张有立竿见影的功效，但对于资金逃离银行，它显得意义全无。
中国抑制通货膨胀的关键在于改变资金的流向，即希望资金能自主地向银行回归，央行用准备金“硬锁”显然不见得有效。为保证商业银行正常流动性需求，央行被迫还得向公开市场逆回购放出冻结的货币。从去年11月16日央行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算起，在过去的五个多月时间内，全部金融机构存款增加1.7万亿，这期间央行上调准备金率6次，共计300个bp，冻结银行流动性2.1万亿元，意味着这段时间金融机构增加的存款全部被冻结还不够，而银行还要发放贷款1.6万亿元，最后央行公开市场操作的结果是净投放头寸高达1.1万亿元。这等于将收缴的准备金的一半变相又归还了银行。
所以说，解决问题的症结在于抑制实体经济的旺盛需求，同时银行体系要能吸引资金回流银行，而不是逼着大量资金从体系内出走。
稍通经济分析的人都能看清楚，当下之情形惟有加利息率，其他更刚性的行政手段都已无济于事。从理论上讲，加息就好比给货币老虎多喂块肉，让它乖乖趴在笼子里别出来乱晃悠。在逻辑上，只要加息足够，再凶的货币老虎也会趴下的（周其仁语）。
要控制全社会融资规模，数量控制不可能替代价格调控，而且越到后面负向作用越来越大，直至抵消掉收紧货币的最终效果。因为中长期利率大幅度长时间地低于实际通货膨胀的水平，将催升资产泡沫膨胀，在中国按照抵押品多少来分配信贷资源的金融体制下，对于私人部门挤压是显而易见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控制全社会融资总量的关键在于约束地方政府投资和财政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