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与大众对于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已不觉奇怪。
　　4月17日晚间，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2011年4月21日起，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这已经是央行本年度以来第四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也是2010年以来第九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如果不是刚好印证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一天之前在博鳌论坛关于“中国的存款准备金率不存在绝对上限”的表态，本次上调并无新意。
　　存款准备金率的上调已经在市场预计之中，这也从三月相关统计数据可资佐证。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一季度GDP增长幅度为9.7%，CPI上涨幅度则是5.0%，而3月份CPI则为5.4%，同比涨幅创下两年多来新高，PPI也高达7.3%。这些数据都明显高于市场预期，也显示了经济减速幅度有限，此前系列宏观调控的力度尚未达到预期效果。与此同时，3月人民币贷款新增6794亿元，外汇占款新增4079亿元，不少央票即将到期。央行在加息面临热钱的挑战的情况之下，选择使用存款准备金率来调整市场流动性也在情理之中。
　　本轮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之后，大型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已经达到了20.5％这一1984年来的最高水平。然而，周小川所谓准备金率不设上限、如何调整将取决于市场走势、适当收紧的货币政策还会持续一段时间的表态，显然也昭示了央行或将继续调整存款准备金率的可能。
　　不过，存款准备金率果真没有上限么？未必。一般而言，存款准备金率并非没有成本。首先，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对于银行来说不啻隐形赋税，频频变动，又使得银行需在短期之内重新调整资产，会使得银行倾向于保持较高准备金率以备调整，这首先对于银行盈利不利；其次，银行为了应对存款准备金率，信贷必然紧张，50个基点的存款准备金率大概冻结起码3000亿元的银行资金。那么对于市场而言，可贷资金减少，那么强大的资金需求必然在体制之外寻找出口。典型如一直饱受融资歧视的中小企业，必然在紧缩之下首当其冲，民间信贷状况也可从目前地下金融利率不断飙升可见一斑，个别甚至出现150%年利率。
　　由此可见，存款准备金率上调即使理论上不存在天花板，但是实际中却因为各种外部效应必然存在一个最优区间，超过这一区间上限，很可能得不偿失。此前，央行官员张晓慧与纪志宏、崔永合作对于存款准备金率的实证研究，在《中国的准备金、准备金税与货币控制:1984-2007》中也表明中国最优准备金率为23%左右。他们认为如果进一步将准备金率提高到23%以上，准备金率工具对冲流动性和控制货币信贷的效果反而可能会适得其反，这时就需要通过调整存贷款利率、存贷款利差和准备金存款利率等方式来进一步拓展准备金率工具的使用空间。
　　姑且不论23%是否是当下存款准备金率的上限，但是说明了存款准备金率调整必然有其规则，在现实之中必然存在一个最优点。进一步看，种种紧缩是为了对抗通货膨胀，而通胀的根源表象虽然是流动性，然而本质更多基于中国投资拉动的经济模式，甚至输入性的通胀问题也是基于中国对于原材料、资源的强大需求。改变这一格局，显然需要深层次制度变革，而非行政约谈或者货币政策独力可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