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主席在海南博鳌亚洲论坛上的主旨演讲中提出，“未来5年，中国将着力实施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战略，着力实施‘走出去’战略，着力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区域合作，着力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再明确不过，内需已成中国经济政策发力的核心重点，内需能否被有效激活而扩大，社会需求尤其是中低收入者的消费需求能否得到尊重并制定国策予以根本满足，不仅是极其必要的民生主题，而且还将是经济转型增长新动力的发源地。
　　全球性经济、金融危机过后，世界经济正在走向新格局，这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宏观大背景。在欧美等发达国家提振内部经济的种种贸易保护壁垒前，由低成本、低附加值产品出口而来的外需动能，出现了明显的衰减势头，出口导向型经济形态备受复杂多变形势的考验。可以这么说，在一定程度上，国内低价出口的主观愿望，取决于外部经济复苏的程度和消费习惯的改变，估计短期内空间将十分有限。而且，国内由政府主导的投资潜力，在大举刺激经济的过程中，已最为充分地提前释放了。
　　同时，“十二五”期间，稳健货币政策回归常态条件，积极财政政策受税收后劲乏力的瓶颈制约，增加投资很大可能“有心无力”，向稳健和相对保守转变不是没有可能，其腾挪出的资源空间，正好对经济结构调整提供便利。经济发展方式适应性产生相关变革，政府财政支出型间接消费模式，转向居民直接消费模式，对改善消费结构的不均衡状况，推动经济尽快走上“内生增长、创新驱动”的轨道意义重大。所以，经济增长最为可靠的动力将寄托在内需层面。
　　扩大内需，笔者以为主要体现在“两条腿走路”上。一条腿是通过经济刺激计划来扩大政府需求，加大政府对产品和劳务的需求拉动经济增长；另一条腿是通过提高收入来扩大民间需求，满足居民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来实现。后者不仅有助于增强经济自我发展的内在活力，也有助于缩小两极分化，增进社会和谐程度。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就提出“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加快形成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实际增长超过7%”。把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相结合、把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相挂钩，有助于提高居民收入在初次分配中比重，有助于提高劳动在创造财富活动中的价值，有助于从根本上扭转居民消费长期下滑的局势，从而解决因为内需不足而过度依赖出口消化产能过剩的现状。
　　眼下，扩大内需提高消费水平，让内需承担重大经济使命，笔者以为可以从四个前提条件开始着手。第一，通过“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提高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让居民有钱去消费。提高城乡低收入群众的基本收入，加快收入分配调节力度，大力整顿和规范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努力使广大人民群众更多分享改革发展成果，都是有效手段之一。在新增社会财富总量确定的条件下，如何保证创造财富的人民能尽可能地拥有和支配财富，就能长期、持续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真要让普通居民成为消费的中坚力量，那就应该想方设法创造条件把分配重点向居民倾斜，让更多人分享改革和发展的实际成果，这应该能从根本上扭转财富不断向少数人手中集中的趋势，缩小收入分配上不断拉大的差距，而一旦民间消费的活力和持久力充分迸发出来，经济转型也就有了最坚实的支撑基础。
　　第二，通过“加大社会保障力度”，让居民有钱敢消费。这有待于建立起有利消费的信心环境，尤其是“加快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这样的制度性保障，无异于一颗“定心丸”，消除了居民即期消费的后顾之忧，为经济结构转向内部消费打通了信心通道。
　　第三，倡导正确消费理念，让居民有钱会消费。特别需要提出的是，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消费需求，意味着增加消费中的文化含量，而绝非奢侈品主导下的所谓“炫富”消费。当前和今后引导居民合理消费，更应在提升消费品质、倡导精神追求，发挥文化引导社会、教育人民和推动发展的功能。
　　第四，让人民生活舒心、安心、放心，有赖于对未来消费充足信心的释放；中国经济健康、平稳、和谐的发展，有赖于内部需求全面活力的爆发。因此，扩大内需，需要尽力提供高品质的物质、文化、精神产品和优质服务产品，通过政策性严密监管，构建放心消费的品质环境。同时，增强公共文化产品的供给和服务能力，通过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培育新型文化业态，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来富有针对性地满足大众从物质到精神的消费需求，从而提升生产性以及生活性服务业水平，促进三大产业良性循环，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