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发展方式中就业的增加不过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副产品。在一般情况下，就业多伴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增加，但在工业化和技术进步的不同阶段，就业增加的程度和结构会有显著的不同。在生产自动化和信息化的阶段，技术构成和经济结构会发生很大变化，农业比重大幅度下降，工业比重相对下降，劳动密集型工业向低工资国家转移，而服务业的比重则快速提高。这时候，就业的增加主要依靠服务业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造业。但在传统的发展方式中，就业的确可以增加，但不过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副产品，而且付出很高的代价。
首先，由于经济增长更多地依赖要素投入，技术进步比较缓慢，活劳动有可能保持较高的比重。由于经济增长更多地依赖基本建设和房地产开发，必然诱导投资品和建材工业粗放扩张，从而可以吸收较多的简单劳动力。其次，由于经济增长更多地依赖低工资、低报酬、低保障，企业可以接受较多的活劳动；且由于经济增长更多地依赖出口加工业，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制造业占有较大比重，可容纳较多的简单劳动力。
但是，一旦增长速度下降，上述因素都会导致就业人数的显著减少。如果是前者，减少的主要是建设领域和投资品领域；如果说后者，减少的首先是外向型的加工制造业。无论何种情况，受影响最大的往往不是城市职工，而是“农民工”。在增长速度比较低的情况下，如果是为了增加就业而拉动经济增长，会有两种情况：在不存在国际金融危机的情况下，将保持原来的就业结构；如果处在国际经济衰退的环境下，能够增加就业的主要是建设和投资品领域，而不是外向型的加工制造业。这时候，同样会存在结构性的失业。
在传统的发展方式中经济的高增长迟早会导致通货膨胀。在传统的发展方式中，经济的高增长离不开金融和信贷的强力支持，因而总是伴随着信用膨胀和货币的超常供给，因而迟早会导致商品价格的上涨。
首先是投资品和建材价格的上涨，然后是一般工业品和农产品价格的上涨，随后是劳动力价格和服务价格的上涨。开始是部分商品价格上涨，最后总是商品价格的普遍上涨。应当指出，把通货膨胀的主因归结为农产品价格上涨，或者说成是“输入型通货膨胀”，实属倒因为果。我国农产品价格之所以大幅度上涨，多半是因为农资和工业品价格已经上涨。国际市场有些资源、能源和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主要是新兴经济体的经济过热和国际货币的过量供给造成的。把物价上涨说成是“通货膨胀预期”的作用，也是不正确的。
没有发生通货膨胀的经济条件，就不会产生社会规模的心理预期。在传统的发展方式中，消除通货膨胀意味着抽走流通中过多的纸币，意味着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和信贷政策，因而也就意味着减少银行信贷对固定资产投资、流动资金乃至投机资本的支持。这就势必降低增长速度，势必出现相关产业的产能过剩，势必导致存在泡沫的房地产价格和股市价格下跌，势必出现大量呆账坏账和金融风险，势必导致速度型财政收入的减少。所有这些都是地方政府、企业、银行、投机者所不愿接受的。因此，治理通货膨胀会遇到很大阻力，经济的高位运行和带病起飞往往难以避免。
改变经济增长与就业和通货膨胀之间的不正常关系必须转变发展方式。
在传统的发展方式中，速度是核心目标，就业和货币供给都服从于速度，速度、就业、通货膨胀之间是一种不正常的关系。虽然提高速度可以增加就业，但代价很高，而且遇到了产业结构扭曲的限制；从长远来看，并不有利于就业的增加。提高速度必然以通货膨胀为代价，如果不是因为居民消费能力过低，表现出来的通货膨胀还会更加严重。如果传统的发展方式不能转变，所谓三者的“有机结合”，不过是在速度、就业、通胀之间维持一种消极的不稳定的平衡，不可能根本改变速度、就业、通货膨胀之间的不正常关系。
但是，这种非良性循环是可以改变的，根本出路是转变发展方式，“走出一条光明道路”，即科学发展之路。一旦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就不必提出必须确保的增长速度，增长速度就不过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结果；居民消费就不再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手段，而是目的本身；充分就业和保持物价稳定，就成为这一目的的题中应有之义。
随着发展方式的转变，就业可以正常地、结构合理地增加。随着产业结构和技术构成的变化，我国就业的进一步增加，更多的不是依靠第二产业和生产性服务业，而是第三产业中的居民服务业和消费服务业。
目前影响我国就业增加的重要因素是产业结构不合理，服务业比重过低（和发展程度近似的国家相比，低了20个百分点左右），且内部结构不合理。服务业比重低的原因主要不在城市，而是“三农”过分落后。落后必然导致：农村社会分工程度很低，对服务的需求很少；居民收入水平很低，对服务的购买力很小；农村城市化水平偏低，大量的人口分散在一个个孤立分散的村落，服务业难以形成社会规模，也增大了服务成本。如果城乡协调发展，就可以逐步改变这种状况。这样，就业的增加就不是过分依赖高速增长，特别是外延式扩大再生产，而是依赖经济结构合理和协调发展，依赖居民收入的增加和社会保障的充分。同样，随着发展方式的转变，通货膨胀就不会成为经济增长的条件。一方面，货币政策不再直接服从于经济增长的要求（虽然正确的货币政策有利于经济增长）；另一方面，经济增长最终取决于国内居民消费需求的增加，而不是投资和出口，社会就不会要求银行过量贷款。
目前，居民消费需求的增加，离不开国民收入和经济资源的合理分配。首先是提高劳动者报酬和居民收入在GDP中的比重；其次是提高社会保障的程度；再次是把居民存款利息率保持在合理水平（至少不应当出现负利率）。
但是，由于传统的发展方式根深蒂固，转变这种发展方式必然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而且也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