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是一个历史性难题。因为要根本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就必须解决“特里芬难题”和“n-1问题”的不对称解。在全球经济联动性增强的时代，任何国家的单边调整都有可能带来巨大的宏观经济风险。因此，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充满了长期性。当前，我们应积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解决中国贸易大国与金融小国的矛盾，让人民币融入到国际储备货币体系中去，打破现在美元、欧元主导下的国际储备货币格局。
不久前在南京举行的G20高级别研讨会，主要探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这一历史性难题。之所以说是历史性难题，是因为国际货币体系从金本位时期、布雷顿森林体系到牙买加体系，重演的历史背后有着相同的逻辑，“特里芬难题”和“n-1问题”的不对称解，始终是国际货币体系的根本缺陷。
众所周知，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问题，一是充当国际清偿力的本位货币的确立，并保持其适度增长；二是围绕本位货币的国际收支协调机制。相比之下，第一个问题更为重要，它直接决定着国际收支协调机制是自动协调还是政策协调，也决定着协调责任在各个国家如何分配。对于第一个问题，历史成就了美元崛起和美元霸权，但也带来了恼人的“特里芬难题”，尽管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终结，似乎这个问题也得以根本解决。但是，在当前的牙买加体系之下，其幽灵依然存在。
1976年，根据牙买加协定和IMF章程第二次修正案而确立的牙买加体系，尽管美元同黄金脱钩和国际储备货币多元化，但美元仍然是主要的国际计价单位、支付手段和国际价值储藏手段，国际货币体系仍然主要围绕美元展开，“特里芬难题”依然存在：为了满足全球经济不断增长带来的国际清偿力需求，美国必须不断通过经常项目逆差输出美元，但是经常项目逆差过度积累，会引发美元趋向贬值，影响美元作为国际本位货币的信心，从而动摇国际货币体系的根基。正是因为这样，有人把牙买加体系叫做“复活的布雷顿森林体系”。
在这一体系之下，美元作为国际本位货币的地位，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国际货币体系采取以美国为“中心国”的不对称办法来解决“n-1问题”。从国际收支的协调机制来看，任何一个由n个国家组成的、资本可以在区域内自由流动的固定汇率区都面临“n-1问题”，也即n-1个独立汇率之外的那个自由度剩余如何分配和使用的问题。很显然，我们把这个自由度剩余分配给了美国来使用，美国成为这个汇率区的“中心国”，其他国家成为“外围国”，需要担负维持与美元固定汇率的责任。
牙买加体系确立之后，黄金非货币化，货币发行彻底摆脱黄金储备约束，完全建立在信用基础之上，传统国际货币体系所面临的老问题开始现代翻版。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常账户就出现了巨额逆差，美元出现大幅贬值，为了改变自己在世界经济中的不利地位，美国通过政治、经济等手段软硬兼施，迫使当时的主要顺差国日本和西德等国先后签订了广场协议和卢浮宫协议，美国趁机实现了经济回稳，而日、德等国经济陷入衰退，尤其是日本陷入了泡沫经济并爆发经济危机，时至今日，还一直处于经济不景气的低迷状态。进入20世纪90年代，亚洲新兴市场国家成为主要的贸易顺差国，尤其中国成为焦点，而美国再次成为逆差国，这种趋势至今没有改变。
建立在国内低廉的劳动力、资源禀赋之上，中国形成了粗放的外需主导型经济增长模式，外贸出口主要集中于美国，产生了大量贸易顺差，由此换来了巨额的外汇储备，而美国则陷入巨额贸易逆差之中。鉴于美国的“中心国”地位和美元的国际货币本位，中国大量的外汇储备又以购买金融资产等方式回流到了美国，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美国的资产膨胀型消费模式。我们可以看出，国际货币体系缺陷是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源，更是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
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严重摧毁了“复活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敦促世界各国寻求世界经济平衡增长之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问题首当其冲被提了出来，但是面临相当大的难度。因为要根本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就必须解决“特里芬难题”和“n-1问题”的不对称解，然而这就势必要削弱美元的国际货币本位和美国的国际货币体系“中心国”地位，这是美国所不能容忍的。用对称解的办法（即让n个国家共同使用自由度剩余）解决“n-1问题”，形成比较均衡的国际收支调节责任承担机制，在主权国家林立的世界上，这种基于共同利益的跨国家和超国家行动也是非常困难的。
我国提出了解决“n-1问题”的第三种办法，即引入第n+1个约束变量作为“外部驻锚”，让SDR充当国际本位货币。然而要征得各方同意和解决具体操作中的技术问题，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毕竟纵观国际货币体系100多年的演变历史，国际本位货币的更替实际上折射出了经济霸权力量的转移和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而要实现这种转移和变化，又谈何容易，在全球经济联动性增强的时代，任何国家的单边调整都有可能带来巨大的宏观经济风险。因此，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充满了长期性。
当前，我们应积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解决中国贸易大国与金融小国的矛盾，让人民币融入到国际储备货币体系中去，打破现在美元、欧元主导下的国际储备货币格局，促进多极化储备货币体系的建设。增加自身在国际货币金融组织中的话语权，通过双边和多边体系发挥作用，积极维护中国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