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证券市场诞生的那天起，内幕交易的恶疾便如影随形，挥之不去，我国亦是如此。2010年11月16日，经证监会、公安部、监察部、国资委、预防腐败局联合部署，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证监会等部门依法打击和防控资本市场内幕交易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10]55号），重拳出击治理内幕交易，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而近日开庭审理的中山公用内幕交易案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令防范内幕交易再次成为社会热点话题。
其实该案并不复杂：原中山市市长李启红利用其掌握的中山公用要重组的内幕信息，由其亲戚在该公司公布重大事项停牌前累计买入近90万股，非法获利近2000万元。案情看似简单，却具有典型的意义——犯罪嫌疑人李启红一市之长的身份，正是我国内幕交易特殊市场背景的最佳注解。
为什么看似与证券市场不相关的行政人员，竟会成为重大内幕交易案的犯罪嫌疑人？这正与我国证券市场中的内幕交易行为的独特市场背景息息相关。
一方面，我国的内幕交易行为具有内幕交易的一般性特征。在资本市场虚拟经济和信用交易等基本特征下，人们判断一只企业股票的价值主要是靠信息；而在现代金融市场经济中，金融价值的增值，尤其是看不见的资本的增值，已经成为人们快速致富甚至暴富的主要手段。在金融领域，特别是资本市场、股票市场上，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和防范内幕交易，是保证建立一个好的市场经济、好的资本市场的关键。否则，内幕交易引起的不公平和不合理的财富分配转瞬之间就会在无形的、无纸化的交易中完成，严重扰乱资本市场秩序。这个现象在市场经济中具有普遍性，也充分体现了内幕交易的一般特点。
但另一方面，中国的内幕交易行为却有其特殊的市场背景。从中国的特殊性来看，中国搞的是在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是政策指导下的市场经济，是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这种中国特色有两个主要特点：第一，在国有企业和资本市场的关系中，以国有上市公司为主导；第二，国有上市公司由政府主导，大量的信息源，尤其是决定着股市走势、市场增值的信息源来自于政府。因此，中国防范内幕交易的整治对象，实际上不仅是二级市场的黑嘴，而且还有一级市场的券商腐败，因为他们才是重要信息的发源地和知情者。而在中国，资本市场上又采用的是行政审批制，这种审批制就意味着财富重新分配的权力掌握在有关部门的手中。中国防范内幕交易的重点应该是这些掌握行政权力和重要内幕信息的相关人员，他们才有可能是内幕交易中躲在小苍蝇背后的大老虎。
但可惜的是，这一点往往被忽视了，甚至反而是由这些掌握大量权力和信息的人负责着中国上市公司信息的纯洁化。因此，五部委发出把清理整顿上市公司内部信息作为重点的通知，就不仅仅是来革二级市场黑嘴的命，更要在掌握上市公司重大重组还有相关审批权力的领域，进行一场公正信息传播、防范内幕交易的教育。也只有从权力的源头防范非法内幕交易，强化领导干部和权力人员的廉洁自律和职业操守，才能对我国的内幕交易问题真正做到因病施治，药到病除。
在具体制度建设中，我们同样也要紧抓这一要点，针对中国的特殊市场背景设计相应制度，开源节流，标本兼治。具体而言：
第一，应放松管制，减少审批，加强监管。在我国的制度建设中，应当尽量放松管制和审批，把内幕信息传播范围缩到最小。现在不管是宏观层面上的信息还是微观层面上的信息，往往都是通过行政审批部门传播，造成一些人非法巨富。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应在现阶段放松管制。上市的问题、重组的问题，更多应按照事先约定的市场标准，由保荐人承担责任，而不是一两个甚至不相关部门的地方政府领导全都要了解，全都要审批，无谓地扩大内幕信息的传播范围。
第二，应加大对内幕交易惩处力度。在中国证券市场上，内幕交易行为一旦被发现，就应严格惩处。现行刑法中对内幕交易罪的最高量刑为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其威慑力不足，难以起到应有效果。必须通过几个典型案例，大张旗鼓地让人们认识到这种信息的走漏就是犯罪甚至是重罪，才能真正地体现法律对内幕交易行为的威慑力，有效减少内幕交易的发生。
第三，切不可只打苍蝇不打老虎。以往的监管中，我们往往是谁买的股票多了就给谁打电话，浪费了大量精力却收效甚微。在当前贯彻五部委防止内幕交易文件的过程中，监管的注意点要从简单的市场转移到信息源、权力部门以及信息源头部门的工作人员中去，而且要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突出重点，打苍蝇更要打老虎。这也正是我们贯彻五部委打击内幕交易、防范内幕信息非法传播犯罪的工作重点。
综上所述，我国的内幕交易行为有着其独特的市场背景，打击内幕交易切不可只打苍蝇不打老虎。我们的监管工作应直指宏观和微观内幕信息的源头，完善相关制度，抓住内幕交易链条上端的大老虎。只有这样，才能填补我国打击内幕交易的关键性空白，推进我国证券市场健康发展。
（刘纪鹏为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主任，李征为中国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