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谈”正在成为中国抑制通胀的顺手利器。自不久前国家发改委“约谈”联合利华等日化企业，要求其暂缓涨价之后，有关酒企也随即被“约谈”。益海嘉里近日也传出消息，该企业已经二度被“约谈”。在今年两会前夕，益海嘉里等４家企业就曾被要求４个月内不得上调小包装食用油价格。而据媒体所透露的最新动态，４月２日这天，国家发改委还约谈了饮料、奶业、糖业、酒业等１７家行业协会。
　　如此大面积的“约谈”，一方面自然体现了相关部门稳定物价、关注民生的决心；但同时产生的负外部效应则是，客观上也强化了通胀预期，从而与抑制通胀的本意背道而驰。正所谓有一利必有一弊，行政手段干预物价的双刃剑效应，目前尚难判断之于抑制通胀会产生何种结果。直观而言，调控部门可能乐观成分居多，他们可能不太相信此轮通胀会是一个相对长期的过程。因此，行政手段的运用出现加速而坚决之势，立基于通胀高点很快就会出现并逐渐滑落。实际上，之于ＣＰＩ运行的判断，市场普遍认为将在年中出现峰值。３月份的数据将在本月１５日发布，目前大多认为ＣＰＩ将会“破５”。难道通胀的强弩之末已为期不远了吗？但愿如此。
　　至于“约谈”，当前争议颇大。尽管从字面理解，这种方式有别于行政命令式的干预，实际上却几无差别。当然从抑制物价进而“维稳”人心来看，“约谈”也颇有效用。但“约谈”可以镇痛，却也有可能让短痛变成长痛。正因此，有必要对“约谈”应对通胀的效用进行认真分析。
　　而就对市场格局的影响看，“约谈”潜在的因素不容忽视。也即，它有可能助力一部分企业抢占市场份额，而让另一部分企业失掉市场。
　　“约谈”不可能是无偿的。其“有偿性”或曰成本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于被约谈的企业和行业，会有一定的补贴。中粮集团、益海嘉里等最先被约谈的企业，就获得了低于市场价的“定向销售”。虽然可能不足以弥补企业亏损，但企业所获得的无形的政府资源，却注定是一笔可观资产。而这，也正是“约谈”成本体现的第二个方面。“约谈”的运作思路很明确，抓住有市场定价权的龙头企业，以有限的成本付出换来整个市场的价格稳定。
　　可是，这种成本究竟是否“有限”，尚不能一概而论。企业能够获得补贴，看似是为其承担社会责任付出的合理补偿，实际上却是以行政手段强化这些企业的市场竞争力。自相矛盾之处在于，如果说被“约谈”企业承担了社会责任，那些未被“约谈”的企业是否就全然没有承担社会责任？假如没有“约谈”，那些有市场定价权的企业的社会责任又体现在何处？对于能够被“约谈”并获得政府补偿，未获此“殊荣”的企业已经啧有烦言。很显然，“约谈”使得在同一个市场环境中的一部分企业获得了政府资助，而另一部分同样服从了行政干预的企业不仅一无所获，还承担了市场以及行政干预的双重压力。
　　如果一定要以行政干预市场定价，最好能用明确的方式表明，这样对所有企业是平等的，企业所处的市场环境是统一的，市场的竞争机制没有被破坏；而“约谈”这种看似同企业商量的尊重市场的办法，其实就是以相对软性的方式行干预之实。但不言自明的干预却蕴含了畸轻畸重的市场不公，它使得在一个原本不利的市场环境中，强势企业强者更强，弱势企业更为不堪。
　　政府不是不可以补贴企业，关键在于如何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