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写过一篇文章，提请有些企业家讲一点社会公德与责任。隔日，有朋友来电话说，你真是个书呆子，现在怎么能和生意人讲公德？尤其是那些第一代发家的人，你跟他讲公德无疑是缘木求鱼，不会有什么结果。
　　我听了不爽，问他为什么这么说？他先是笑而不答，转而向我介绍了三类生意人的情况。听他那么讲，我不置可否。这里分列如下，供读者评鉴。
　　第一类“借鸡生蛋”型。这是改革开放初期比较常见的一种发迹方法。什么叫“借鸡生蛋”呢？那是指一些私营企业，包括一些乡镇企业，为了找人才、找技术、找市场，到城里找一些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或工程师、技师，请他们在周末到企业来“指导”，给他们丰厚的好处。
　　所谓指导，就是请那些国企骨干，把本企业的技术带过来，久而久之，甚至把设备、市场都带过来。这就叫“借鸡生蛋”。等私人企业长大了，羽毛丰满了，原来的老国企也就差不多了。加上那些私营企业有非常灵活的“财务”制度，终使这些“周末”厂长工程师们不得不臣服，最后也一起“下海”了。
　　第二类“资源掠夺”型。这是指一些生意人，看到稀缺资源有赚头，不惜采用各种方法，从各个环节，进行掠夺式经营。像前几年频频传出的矿难事件，有不少就跟这种经营有关。比如，有些煤老板，矿老板，也不知道他们从哪里弄来的开采权，滥采滥挖，虽然本人一夕致富，但也留下了一系列问题。
　　比如，一方面是工人得不到保障。尤其在早期，有相当一部分农民工，由于缺乏必要的劳防设备，患上了奇奇怪怪的职业病。这些人的健康问题，现在都成了社会的负担。另一方面，滥采滥挖造成的环境污染，生态问题，现在也成了社会的负担。而这些本来都应该是由企业来承担的，现在都推给了社会。
　　第三类“鸡鸣狗盗”型。就是采用各种违规违法，违反公德的手段，来获取第一桶金，以及其他商业利益。有的甚至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比如，有这样一位房地产大亨，公然在电视上炫耀起当初在深圳的偷车经历，没有一点悔意，也没有一点冒犯观众的意识。其道德感如此，真是让人吃惊。
　　而这种“鸡鸣狗盗”之事，除了有触犯道德的行为之外，更多地表现为钻制度空子、政策空子。或者干脆利用制度红利或政策红利来谋财致富。这种情况，在房地产市场、证券市场，真是太多了。一些房地产商或证券投机商，利用经济波动出现的政策变化，上下其手，牟取暴利，早已不是新闻。
　　分析这三类人的发迹过程，可以发现，不管他们采取什么花样，什么手法，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将公共部门的利益，或社会公众的利益，变着法子转到自己的口袋里。所以，对这种人，你怎么跟他讲公德呢？这不是等于断了他们的财路？这位朋友还讲了一些非常有名的案例，来证明他的看法。
　　对此，虽然我也有耳闻，但以为，不能用个别案例来说明全部，所以我不表认同。因为这30年，毕竟有许多人是凭着自己的技术和智慧来创业的，对社会的贡献非常大。而且同样也有很多例子可以证明这一点，即这30年的最大成功，正是将人民追求财富的权利还给了人民。这是最宝贵的。
　　听了我的反诘，他直摇头，说，你不妨做一个统计，看看周围做生意的，有没有偷工减料，有没有缺斤短两，有没有以次充好，有没有私改标准、乱贴标签，有没有虚开发票、做假账，有没有投放片面或虚假广告，有没有用不正当手段诋毁同行，有没有为了一己的私利甚至连行业规范都不顾？
　　对于他罗列的这一大堆缺德现象，我没有反诘。因为，一则没有做过相关统计，没法予以回应；二则这些情况，确实在生活中能够看到，也无法回避。但是对于他就此认为，不要跟生意人讲公德，我却表示反对，因为正是由于生意人的公德缺失，所以才更应该和他们讲讲这些问题。
　　因为，这无论对于社会还是对于企业，都非常必要。就企业来说，不管你是做什么的，提供的最终产品都将是一种给人带来好处的社会服务，如果你的产品不能给别人带来好处，相反还带来麻烦，那么这个企业将注定要失败，最终不会成功，甚至还可能招来牢狱之灾。
　　就社会而言，如果一个社会对生意人没有起码的道德要求和责任要求，那么这个社会的人际交往成本和秩序维护成本将是非常高的，也不可能是一个幸福文明的社会。因此，现在对于生意人提出必要的道德约束和责任约束，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如何实施的问题。
　　由此来看，在中国社会迈向小康的今天，向生意人提出相应的道德要求是必然的事。而只有讲道德的生意人才能够成就其受人尊敬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