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利益是一国国家利益的海外延伸，更是全球经济大循环的必然产物。中国要成为真正的全球化大国，切实保障海外利益，建立全方位的海外利益安全保障网是不能回避的战略性课题。
近期，利比亚战事升级以及中东地缘政治动荡正成为全球经济的新震源，动荡不仅引发国际能源、金融与大宗商品市场的异常波动，给复苏增添新的不确定性，也使中国的海外投资收益受到重大影响。未来，随着中国全球化资源布局程度的加深，随着中国海外投资规模的迅速壮大，如何切实保障中国海外经济利益的紧迫性日益凸显。
中国在非洲地区有广泛的战略投资。数据显示，过去十五年，中非贸易额每三年翻一番。目前，非洲总出口的十分之一销往中国，2010年，中非双边贸易额接近1500亿美元，继续保持着非洲最大贸易合作伙伴的地位。非洲最大的银行——标准银行预计，到2015年，中非双边贸易总额将达到3000亿美元，较2010年的1500亿美元增长一倍。
此外，近年来，随着海外投资步伐的加快，中国加大了在非洲、中东等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的投资，积极参与到资源开发、工程承包、基础设施建设等多个领域。目前，非洲已跃居为中国第四大海外投资目的地之一。中国对非援助力度不断加大，2009年对非援助额比2006年增长一倍。
如今，利比亚战事“久拖不决”，局势的持续动荡正在掀起中东、北非地区的“共振”，许多国家也在聚集着不稳定的风险因素，这很可能打乱我们投资非洲、中东的既定战略，给如何保障中国海外利益的重大议题敲响了警钟。
对于发展国家而言，对外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就是资本输出，这样，随着海外利益不断扩大，对外投资、对外部资源的需求不断上升，就会在海外建立起一个拓展的经济体系。当前中国的海外利益正处于扩展态势，深度与广度前所未有，中国已经踏上寻求海外利益的征途，海外利益对中国国力增长日益重要。
一方面，我们不熟悉、不可预知的风险越来越大。由于我国“走出去”规模日益增加，投资方式上从相对简单的加工贸易向资源开发投资、兼并与收购等发展，“走出去”的目的地也从传统的东南亚、香港、北美向非洲、拉美、中亚、中东等地区转移。这样，也就从国家风险相对较低、较为熟悉的地区向国家风险相对较高、较为陌生的地区转移。
另一方面，在中国海外经济崛起的过程中，一些西方国家会以直接设卡或间接制造麻烦破坏投资环境来阻挠中国从海外获取资源和能源。中国所遭遇的种种不公平待遇就证明了这一点，中国企业在海外面临名目繁多的反倾销以及知识产权诉讼越来越多。而近几年，面对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主权财富基金的迅猛发展及对外投资步伐的加快，美、欧等西方国家开始制定针对主权财富基金相关法律条款，以此限制主权基金对本国战略产业的并购活动。这也是中国海外并购失败率高的一个重要原因。
更复杂的是，中国海外投资国范围的扩大以及海外经济的拓展不可避免要和西方国家已经在那里的既得利益发生冲突。如今，西方盟国介入利比亚局势，无论目的如何，其结果都是对中国在非的贸易、投资以及能源利益的严重损害。因此，在国际体系框架下，如何保护我们的海外利益投资不受侵犯和损失？如何建立海外利益保障战略框架以及国家风险管理制度已经刻不容缓。
在风险评估机制上，我们要积极建立风险评估预警体系。政府、企业之间要形成良性互动，分担安全成本。从国家层面看，应强化协调、预警、风险评估在内的能力建设，从政治局势、经济发展水平、财政状况、投资环境等涉及中国海外经济安全的重要方面，全面系统的评估风险，要重视区域特点，区别不同行业，划分层次级别，建立健全国家风险预警应急机制。从企业层面看，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前，要先从内外部两方面指定相应的应对预案，分析自身的应对能力和可能出现的新型风险,建立危机管理机制和应对方案，并及时采用风险管理和保险解决方案来各种突发因素所导致的损失。
此外，还应建立健全对外投资保险以及风险补偿体系。企业在海外投资、经营和并购时，也可考虑各种专业投保，特别是针对政治风险、违约风险以及各种自然灾害等风险。企业可以就海外的股权投资和资产，贷款、货物或原材料供给，贸易和租赁交易以及根据合同提供货物或服务等投保各类风险保险。国家层面要建立风险补偿基金，如果预先提取了风险补偿准备金，就可能降低损失的程度甚至全部补偿风险导致的损失。
当然，更为重要的是中国要将海外利益的保障作为战略性国策来实施，要利用国际体系下的国际规则、国际公约、国际法来促进海外利益的保护，要利用新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通过话语权的提升以及国际间的协调谈判，构筑中国海外利益的安全保障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