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半年内四次加息，表明当前政府把宏观调控的重心放在了抗通胀上，宏观政策主线从“全力以赴保增长到全力以赴抗通胀”。事实上抗通胀既要关注眼前又要惠及长远，不仅要治标更要治本，关键是要通过结构调整将中国经济内部的“虚火”降下来，否则一味紧缩，很可能伤及经济，抗通胀的成本也将十分高昂。
由于基数效应、翘尾因素以及国家对物价调控决心等因素，短期对通胀的担忧不必过大，但我们更应关注中长期的结构性风险。从性质上看，中国正处于一个通胀大周期中，中国目前通胀的成因极为复杂，不仅仅是短期因素，更不能把中国的通胀问题完全归结于货币超发和输入性因素。
大部分观点认为，货币超发是主因。的确，中国货币超发是不争的事实，2010年M2，72.58万亿元，同比增长19.7%，M1的余额26.66万亿元，同比增长21.2%，这两个数据与美国同比中国大体分别相当于美国的1.21倍和2.13倍，这是M2和M1的数据比较。而同期我们国家的GDP总量大约只是美国的1/3左右，这说明我国的我国货币支持经济发展的效率太低了。在中国整体金融市场发展滞后，金融工具不发达，蓄水池有限的情况下，这么多的流动性自然会对实体经济产生严重的冲击。
也有相当一部人认为，中国本轮通胀主要是由于输入性通胀造成的。美国量化宽松是最大的外部因素。在全球复苏不一致的大背景下，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持续释放货币，美元作为“新兴”套息交易工具横行于各类资产中，全球能源、资源和农产品价格联动上涨，这直接传导到中国国内的资源价格和CPI上。事实上，短期的冲击是通过结构性矛盾显现的：
第一，从要素结构上看，中国已经步入了“刘易斯拐点”的通道之中，随着经济走过“刘易斯拐点”、以及农村劳动力数量的逐步下降，农业部门不可能再像以往一样几乎无限度的供给工业部门，这预示着，中国资本的原始积累初步完成，劳动力的低工资时代即将结束，劳动报酬将加速上升，而劳动力成本压力将扩散到更广泛的经济部门，带动价格普遍上涨。
第二，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速，农产品生产的基础成本上涨渐成常态，长期“工农价格剪刀差”得以回补，农产品价格进入趋势性上涨通道。就拿蔬菜价格上涨来说，由于地价和房价过快上涨抬高城镇化成本，过去10年，我国城郊“菜篮子”产品生产基地不断向远离城市的农区转移，打破了原有的“近郊为主、远郊为辅、农区补充”的生产布局，目前我国部分大城市的蔬菜自给率不足30%。由于城市的过快扩张，农业及相关产业的低回报率及农区新建菜田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交通运力紧张，致使在整个种植产销链上的各个环节层层加价，等等因素共同推动菜价居高不下。
第三是，高房价等资产价格的过快上涨反映的是中国经济有泡沫化和制造业局部空心化的倾向。中国传统增长红利的衰减导致了我们的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下滑，特别是在成本大幅提高和销售价格不断下跌的双向挤压下，很多实体企业利润（中间层）迅速变薄，这样，不仅靠实业起家的众多民营企业纷纷“逃离”实体经济，一些大型国企也“不甘寂寞”，当这些资产领域产生预期利润率大大超过，或者成倍超过制造业的利润率时，就会导致制造业的大量资金有游离出。而另一方面，中国的房地产对GDP的影响太大了。据测算，中国房地产业每年约为国民经济的贡献率约为20－40%不等，按照中国经济平均10%的增速，房地产业每年约为GDP贡献2－4个百分点的增速。同时相关研究也表明，房地产投资对关联产业的带动系数约为1.93，房地产业还带动了水泥、钢铁等20多个产业的发展，这样的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行业，其任何的风吹草动足以牵动整个宏观经济，在房地产是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和国家税收的主要来源的情况下，房价怎么会降下来呢？
因此，中国通胀问题实际上它反映的是中国经济长期不可持续增长的问题。如果中国增长方式不改，结构不调整，这个局面仍然难以根本改变。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只在“保增长”和“控通胀”的关系上寻求平衡，那么短期经济政策的空间将越来越小。
当前“外堵热钱，内防通胀，把好流动性的总闸门”是货币当局的最大难题，因此，央行严控银行信贷，动用数量型政策工具，八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存款准备金率升至历史高位，但是最大的问题是货币主动超发的部分是可控的，而被动超发，特别是外部的货币是不可控的，只有对冲的方式成本将十分高昂，回收流动性的努力被国际热钱的大量流入而大打折扣。对我国而言，经济增长面临严峻的外部考验，需求的减少效应会随之显现，特别是在人民币加速升值、货币连续紧缩等效应累加下，一些利润率薄的企业会很快遭受困境，损害经济复苏的基础。通胀问题短期内可以通过政策紧缩对冲，但中国经济一系列深层次矛盾必须通过转型、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以及大规模增加有效供给才能得到根本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