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有两则新闻相映成趣。一则是，南京市有众多车主反映，不少高速公路的收费站根本不拿法规当回事，排队排了几公里照收费不误，“没有接到上级通知”成了收费站最“正当”的理由，甚至有高速收费站抹掉了免费放行字样。而在不远的上海市车主，则享受着截然不同的待遇。小长假三天沪上整个高速公路网车流量达177万辆，其中4月3日为69万辆，4月4日为60万辆，4月5日截至下午5时已达48万辆，免费放车约9万辆。（综合《扬子晚报》、《新闻晨报》4月6日）
　　高速公路免费放行的话题，每遇节假日，必定发酵。应当说，高额的公路收费，正成为人们出行的“拦路虎”。目前物流行业的成本中，高速公路收费占到了总成本的1/3。中国单位GDP比高速公路里程已达1.4公里/万美元，是欧盟的3倍、美国2倍。
　　很多车主和旅客都有这样的体验：在离公路收费站还有很长一段距离的时候，就必须放慢车速，等待交费。尤其是春节、黄金周等出行高峰期，高速公路收费更是成为交通拥堵的主要因素之一。
　　尽管目前全国各地有不少地方，出台了遇到拥堵免费放行的制度安排，给车主以及地方民众带来一定的便利，但是，在缺乏国家统一版本的公共政策背景下，也造成了苦乐不均的现象。有些地方的道路拥堵非常严重，由于利益的因素，并没有执行节假日或拥堵情况下免费放行的举措。而在实行免费放行的地方，由于政策弹性过大，没有约束、监管以及问责机制，执行起来，完全靠收费部门的道德自觉。正像南京市高速收费站那样，将免费放行的政策架空，让车主牢骚满腹，苦不堪言。
　　显然，倘若国家层面没有强制性的公共政策，就很难以形成可以预期的制度常态。当然，要想架构这项公共政策，需要打磨不少制度文本。譬如，免费期间放行所导致的通行费损失，如何进行补偿，如果没有合理的补偿办法，收费站难免会明里暗里来消解国家政策。还有，国家制定免费放行的政策，是对收费公路经营管理的一种行政干预，不仅需要法律的明确授权，而且这种管理模式调整也需要加以明确和规范。
　　具体点讲，凡遇到国家法定节假日，以及高速公路收费站前排队超过200米时，通过制度性立法，让所有收费公路都停止收费，这不仅能让回家的人们可以最低的成本和最快的速度，回到朝思暮想的家乡，也能体现国家在公共制度上的人文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