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做好今年的工作对于完成“十二五”各项目标任务至关重要。同时，今年我国发展面临的形势仍然极其复杂。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提高针对性、灵活性，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处理好稳增长、调结构、抑通胀的关系，对于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防止经济出现大的波动具有重要意义。
去年5月以来，我国物价总水平持续较高，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10月达到4.9%，11月达到5.1%，12月达到4.6%，全年达到3.3%；PPI（生产者物价指数）也比较高。今年1月CPI达到4.9%，2月虽然与1月持平，但造成通胀压力增加的诸多因素并没有减少，有些因素的作用还在加强。由此可以推断，2011年通胀压力有可能继续增强，必须继续采取有力措施抑制通胀。造成通胀压力增大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流动性过剩。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由于我国出现大量贸易顺差，货币发行增速加快，流动性过剩问题已在逐渐积聚。从2008年第四季度开始，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我国出台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计划2009年贷款增加5万亿元，结果达到9.69万亿元，多增加4.69万亿元；2010年可以在5万亿元的基础上增加16%即5.8万亿元，但实际达到8万多亿元。这就造成了比较严重的流动性过剩问题。从2010年第四季度开始，我国把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调整为稳健的货币政策，从实际执行看是在逐步收紧银根，但这一目标的实现很难一蹴而就。今年1月和2月商业银行贷款规模分别增长17.7%和17.9%，虽然比2009年和2010年同期有所下降，但还是超过预期。前几年多发行的货币和大规模信贷资金需要几年时间才能消化。美国实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我国也会带来影响。今后几年，流动性过剩始终是造成通胀压力的主要因素。
经济增长速度偏快。一般认为，我国现阶段潜在经济增长率在9%左右。因此，“十二五”规划纲要把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定为7%。这是有科学根据的、实事求是的。我国从2003年至2010年的8年中，GDP增速有6年在10%以上，“十一五”时期平均增长速度达到11.2%。长期的高速增长必然推动物价上升。
农业基础还不稳固。长期以来特别是“十五”以来，我国采取不少刺激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的措施，特别是取消农业税和对种粮农民实行多种补贴激发了农民种粮积极性。但我国农业基础设施薄弱，特别是水利设施投入不足，农业抗灾减灾能力弱，总体上还没有摆脱靠天吃饭状态；农业科技、农田管理等也很落后，现代化水平低；户均耕地少，规模经济差；大量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农业劳动力素质低；农业与其他行业比，比较效益低。加上我国人口多，经济社会发展对农产品需求增大，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供求将长期处于紧平衡状态，稍有波动就会影响供给。主要农产品价格将长期呈上升趋势。
成本上升。首先是工资成本上升。近两年工资上升较快，加上社保基金征收面扩大，企业工资性支出增加。其次是能源、原材料价格上涨。石油、铁矿石、棉花等价格上涨很快，推动下游产品价格上涨；工业品价格上涨又推动农产品价格上涨。再次是土地价格上涨。这不仅直接推动房地产价格上涨，而且造成居民支出增加。此外，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环境成本上升以及其他要素价格上涨也在推动产品成本和服务价格上涨。
输入性价格上涨。近年来国际上一些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较快。我国能源和一些基础性原材料对国际市场的依存度很高，石油、铁矿石等都超过50%。随着世界经济逐步复苏，经济增长对能源、铁矿石、棉花等大宗商品的需求增加，价格大幅上涨。去年我国原油、铁矿石、塑料、铜、成品油和大豆等大宗商品的进口量增加并不多，但由于价格上涨幅度很大，企业支出大幅增加，成为推动工业品价格上涨的重要因素。近年来国际上粮食、油料等农产品价格也呈上涨趋势，我国大豆、油料进口量大，直接推动CPI走高。
这五种因素是紧密联系的，但它们作用的大小是不同的。有人认为，当前价格上涨属成本推动型，因此采取紧缩政策无效。这种看法值得商榷。五种因素中前三种起的作用更大，特别是经济增长速度过快是重要因素。因此，除了增加农产品供给、适当收紧流动性，一定要控制好经济增长速度。
经济增长速度过快，需求旺盛，必然促使价格上涨，形成通胀压力，甚至出现严重通胀。相反，如果把经济增长速度控制在适度范围，需求较平稳，成本就会得到控制。因为增长速度得到控制，劳动力、能源、原材料需求就不会过大，价格就不会上涨。历史数据提供了佐证。如图，从1990年到2010年的21年间有10年GDP增长率在10%以下，这10年中只有3年CPI在3%以上，其余7年CPI都在3%以下；而在GDP增速超过10%的11年中只有3年CPI在3%以下，其余8年都在3%以上。尤其是1992—1995年，GDP超常增长，进入11%—15%区间，CPI随之进入6%—25%的区间。PPI上涨率与GDP增长率之间也存在类似关系。
“十二五”规划纲要把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定为7%。如果我们将其作为最低增长目标，那么，8%—9%是最优增长区间，9%—10%是次优增长区间，而经济增长速度超过10%就可以看作出现了过热苗头。下图中所反映的历史情况也证明了这个判断。但在现实生活中，经济增长率如果降到10%以下，就有人出来反对，认为发展速度太慢了；如果降到9%以下，反对的声音就会更多。所以给人的印象是，经济增长速度还是越快越好。既然现阶段经济潜在增长速度在9%左右，那么，只要经济增速保持在8%—10%之间，通胀率控制在4%之内就是可以做到的；如果经济增速控制在8%—9%，通胀率就可控制在3%之内，那是最理想的。
主张经济增长速度要快的人列举了很多理由，最主要的是就业压力大。我国人口多，从一般意义上讲这是有道理的。但考虑就业压力不仅要看人口总量，还要看人口构成，看经济总量和产业结构。由于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人口自然增长率一直很低，人口老龄化发展很快，近几年进入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每年减少500万左右。这种趋势还在进一步发展。近两年“招工难”正在由东部沿海向中西部地区发展。这一方面是由劳动力供给减少造成的，另一方面是由我国产业结构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引发的。因此，把经济增长速度控制在9%左右不会引起失业人口大量增加。
控制经济增长速度会不会引起滞涨？这是有人担心的另一个问题。今年我国经济是不会出现滞涨的，“十二五”时期出现滞涨的可能性也不大。但应引起高度重视的是，由于我国长期实行独生子女政策，老龄人口急剧增加，劳动力供给逐步减少，工资福利进入较快增长期，人口红利正在逐步消失。
经济结构调整内容丰富，既包括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调整，也包括投资和消费结构调整；既包括一、二、三产业结构调整，也包括各产业内部结构和产业组织结构调整；既包括区域结构调整，也包括城乡二元结构调整；既包括所有制结构调整，也包括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
保持经济增长速度与调整经济结构有一致性，但也存在一些矛盾。它们的共同目标都是为了使国民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但两者侧重点又有不同。经济增长关注的是短期目标，是一种战术性措施；调结构关注的是长远目标，是一种战略性举措。有时，它们之间还存在矛盾。以经济增长速度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关系为例：经济增长速度快一些，有利于就业，有利于增加财政收入；但如果经济增长速度过快，各方面需求旺盛，那么，落后企业、落后产能不仅得不到淘汰，而且会获得发展空间，加大产业结构调整难度。比如，2008年前我国一些行业就存在产能过剩、产业组织结构不合理等严重问题。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为防止经济增速大幅下滑，不得不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特别是大量投放货币信贷，结果经济增长速度保住了，但不少行业、地方的产业结构调整延误了。又比如，2008年前我们就提出不能过度依靠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但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不少地方大幅增加投资，导致当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再创新高。虽然这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举，但也可以说明一些问题。
所以说，必须处理好稳定经济增长速度与调整经济结构的关系，把两者紧密结合起来。出台宏观经济政策和实际工作部署决不能为保年度高增长速度而忽视经济结构调整，以致推迟结构调整进程；更不能为保年度高增长速度而进一步恶化经济结构，增加以后结构调整的难度，而应当全面落实中央精神，把保增长与调结构结合起来，特别是适当控制年度经济增长速度，为经济结构调整创造良好宏观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