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使中国经济保持可持续的稳定增长，成为“十二五”期间的重要任务，也是“十二五”目标能否成功实现的关键。这个问题我们谈了多年，但收效不大。怎样才能实现经济转型？答案很多，最近，本报记者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宋则。他认为，转变发展方式，首先要从调整经济结构入手，要从调整结构的方式入手。而且要从行政化向市场化转变。
经济参考报：为什么说转变发展方式必须从调整结构入手？
宋则：产业结构是实体经济中的基础性结构。产业结构对应着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二者息息相关，合理的产业结构会提高效能，增加初次分配中的的各种收入；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则会减少初次分配中的各种收入。产业结构和初次分配共同构成了实体经济结构的基础，这是为什么将产业结构作为分析重点的原因。
经济参考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过去也不是没有提过，但都效果不大，您认为这里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宋则：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在“十二五”规划建议的指导思想和发展目标中指出，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深化改革开放”，“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实质性进展”；“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取得重大进展”。应当说，在十二五期间，作为主线的“转方式”要“取得实质性进展”，作为主攻方向的“调结构”要“取得重大进展”，任务极为艰巨。因为“转方式”和“调结构”紧密相关、一脉相承，都是由来已久、长期累积的“老大难”、“硬骨头”，对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的要求极高。其中，“调结构”的方式本是大有讲究的要害问题，却常被忽视。以往“转方式”收效不大，根本原因就在于“调结构”的方式转变迟缓。
经济参考报：您能谈谈目前我国产业结构不能使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表现吗？
宋则：长期以来，我国产业结构面临着几方面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一是制造业落后，产品、产能严重过剩，重复建设屡禁不止，反弹回潮几成常态，落后产能淘汰不力，更缺少长效退出机制；二是制造业“大”而不“强”，升级困难，在国际分工中，被长期锁定在价值链的低端，而在自主研发、高端技术专利、标准制定和自主品牌、自主销售渠道等高附加值环节都十分薄弱，几乎没有比较优势；三是区域产业结构严重趋同，区域间依存度下降，贸易壁垒阻碍消费品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各地方均一窝蜂把传统或热门制造业作为带动区域增长的主导产业，并人为设置行政障碍，收取各种费用，增加同类产品进入本地市场的成本。而制造业的区域分工深化进程受阻，削弱了制造业的创新力和竞争力，使得整个国民经济极难摆脱低效率、高成本和高能耗的长期困扰。长此以往，会拖累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
经济参考报：那么，您认为调整产业结构具体要从哪里下手？过去，我们调结构大多是从增量入手，您认为这种方式能解决问题吗？
宋则：在我国，历来是保增长易，调结构难。究其原因十分复杂，但说到底是外延式增长惯性的体制、机制问题。解决我国产业结构失调的关键不在于增量调整，而在于存量优化。从存量结构上看，主要着力点不在第一、第三产业，而在制造业。产业存量结构调整优化的思路不应再是仅仅着眼于对新增产能的优化升级，重点应该放在消化存量结构、解决长期累积下来的经济存量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目前，试图依靠发展新兴产业来“调结构”，仍属于“增量解决”的老办法，时间长、见效慢，等不起。况且，体制机制病灶不除，新兴产业注定沿袭旧道、增添新乱。若要在短期内取得实效，必须有解决存量难题的新思路。
以往的宏观政策实施效果表明，总量管理是政府的强项、市场的弱项，而结构调整是市场的强项、政府的弱项。追溯我国经济、产业结构扭曲的原因，根子就在于政府包办、过度干预市场。在从排斥市场的体制向依靠市场体制的转变过程中，我国同一般市场经济国家的最大区别在于服务业和市场体系这一传导产业、传导机制的“底盘缺失”，而又常被忽视。在这种场合，习惯采取“限时限刻”、“一刀切”式的简单生硬的办法直接调整产业结构，具体表现是凭借政府部门层层开会、发布红头文件、下达紧急通知，运用行政手段、行政命令，追求立竿见影的短期“硬效果”，而不顾及市场软实力、软调节的长期效应。长此以往，不仅会使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越来越“看不见”了，更会使政府这只“闲不住的手”越来越“闲不住”。而面对日益复杂的新形势和新问题，我国一轮又一轮由政府行政干预为主导，指望以每年有限的增量来调整产业结构中巨大的“问题存量”，越来越难以奏效。
经济参考报：刚才您也说到，调结构难度很大，那么我们转变发展方式能否绕过它，走另一条道路呢？
宋则：问题已经越来越清楚，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关于转变发展方式的众多目标和任务，都不约而同地聚焦在必须率先转变结构调整的方式这个绕不过去的要害问题上。因此，建议将这一点再明确一些、再突出强调一些。换句话说，十二五期间，最优先考虑的问题应该是如何改革和转变结构调整的方式。倘若“调结构”的方式、特别是实体经济中制造业“调结构”的方式不能率先改革，那么转变发展方式的诸多目标就有可能再度落空。
经济参考报：从巨额存量入手调产业结构，这里面的艰难可想而知，您觉得有可能做到吗？能否具体谈谈其客观基础？
宋则：改革、转变巨额存量结构的调整方式，具有充分、可靠的客观基础。参数调节、价格机制以及金融、商贸等服务业对产业结构变动历来具有长效动态化的积极影响力，并表现在优化空间产业结构、优化时间经济流程、增进居民消费、降低社会交易成本等诸多方面。以往仅注重测算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其外溢效应却没有实实在在地体现在统计数字之中，从而大大低估了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总体贡献。也就是说，社会虽享用了服务业的外溢效应，但并未因此而支付任何费用。这也许是所有不那么直观的服务业所具有的共同特征，从而也是服务业在各个国家后来居上、蓬勃发展的深刻缘由。不太直观的服务业正在改变世界，也在改变原来“很表面、很直观、很物质”的农业和工业。所以，在合理的制度空间下，大力发展服务业，可以得到更好、更有效率的农业和工业，会得到更好的生活质量和社会总福利。
经济参考报：要成功使产业结构转型，真正让服务业成为产业转型的重要因素，您认为应该在哪些方面下工夫？
宋则：我认为，十二五时期，要加快培育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特别是要素市场体系)的进程，将中央一再强调的“资源配置要建立在市场调节的基础上”进一步落到实处，把产业结构的市场调节落到实处。为此，我国以制造业为基础的结构存量调整的方式，要基本实现从行政化到市场化的转变，要强化金融、商贸等服务业的疏导、中介功能，创建有利于推进服务业深度参与结构存量调整和产业升级的体制政策环境。
第一，结构调整的方式要从政府主导型转变为市场主导型。
十二五期间，必须下大决心彻底改革从计划经济体制延续至今的纵向化、条块分割、九龙治水的行政管理体制，着力解决政企不分、行政垄断、地区保护等顽症，弱化政府部门对结构性问题、产业政策问题的直接行政干预、行政命令、行政包办。要改变“保姆心态”和包办式思维惯性，切实从行政命令调节转变为市场信号调节，对存量结构调整要从自上而下为主，转变为自下而上为主；行政会议为主要转变为商务会议为主；“会议调节”、“文件调节”要转变为“参数调节”，将结构性的资源存量配置问题切实建立在市场化的税率机制、利率机制、汇率机制、价格机制、订单机制、淘汰退出机制的基础上。与此同时，产业政策、节能减排任务也要有市场化的利益导向，尤其要尽早出台市场化的资源、能源价格体系改革方案。
第二，深化资源、能源类价格体系的市场化改革。
市场化的价格信号对结构调整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水、电、燃油、天然气、煤炭等重要资源、能源类产品价格改革，目前仅仅局限于“调”的思路，即政府定价、政府调价。而“调”的目的是为了“理顺”。这种价格形成机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市场价格体系，仍然是沿袭老办法，因而也很难“理顺”，难以充分反映资源的稀缺性和产业结构优化的要求，也很难满足、摆平利益相关各方的要求，更难扼制资源、能源的浪费和高耗低效势头、实现节能降耗减排的目标。失败的最新案例是，2010年下半年依靠简单生硬的行政命令、搞运动式的突击节能减排，只落得事与愿违的结局，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因此，资源类价格改革应该引入竞争机制，从政府定价、政府调价转变为“调放结合、以放为主”。在宏观指导调控下，逐步放开价格，令资源价格根据市场供求变化，在一定区间波动，形成动态化的资源类价格导向机制。宏观调控的任务，一是依靠必要的储备吞吐和进出口来维护正常波动，监控、防止过度投机引发的异常波动；二是依照反垄断法严密防范、严格监管人为制造短缺、操纵价格牟取高额利润的垄断行为；三是对少数收入群体和少数产业群体辅以临时性、必要的财政补贴；四是掌握好资源价格改革的时机、力度和节奏，与稳定物价总水平的目标相衔接。
第三，充分发挥金融、商贸服务机制的调节作用。
我国正处在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的转型期。为改革和转变存量结构调整的方式，服务业要唱主角，发挥引领作用。关键是政府要创造必要条件，推动这一转型。市场调节在现实生活中具体表现为参数调节、商务机制调节和中介机构调节。作为市场配置资源的“人格化”表现，它们对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和市场运行效率提升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金融服务业资助优质增量(项目)、盘活存量资产的能力和商业信贷机制、淘汰退出机制，商贸服务业竞争性的、商贸订单机制、仓单质押机制、货物代理机制和分销渠道机制等等；凭借贴近市场和了解消费信息的优势，金融、商贸企业拥有对上游制造商、供应商的引领能力。因此，在结构调整这个大主题上，要给市场实现自我调整的机会，打破行政垄断，明确市场准入，维护公平竞争，从战略高度重新定位服务业。
第四，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度参与市场化的产业存量结构调整。
鼓励金融、商贸服务业向制造业渗透，与制造业融合，在研发、创新、投资、风险、采购、储备、销售等关键环节建立长期的契约化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提供化解系统风险、满足全方位需求的周到服务。一是通过资本市场、产权交易市场、资产管理公司、期货公司等组织创新，强化金融服务业兼并重组、盘活存量、淘汰退出的能力；二是通过商贸服务业技术创新提升商务、物流配送等生产性服务能力；三是通过制度创新健全产业链信息与利益共享机制，建立适合大规模生产的专业化流通服务能力；四是打破制造业的地方保护、封锁和行政垄断，明确市场准入，维护公平竞争，剔除垄断利润，明确“政策待遇”，促进制造业中的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具有同样成长为骨干企业的市场机会。
经济参考报：服务业参与产业结构调整需要做哪些方面的工作？
宋则：要完善工业品流通体系，确立制造业所需要的现代批发体系，根据各类商品流通的特点和规律，完善多层次的分销渠道。作为产业链条上的紧密型关系主体，金融、批发、零售、物流、制造商之间也须完善以商业信用为基础的契约机制，依靠金融、商贸业信用制度创新，保证各环节之间的专业化分工及合作，促进信息和利益共享，强化制造商生产性服务外包的内在动力。例如，建立退出补偿机制，让坚持低水平、高耗低效的落后产业和企业得不偿失、自愿放弃的市场化竞争机制和评价体系；金融、商贸业服务要前移，推动以消费需求引导研发，研发成果按照需求寻找国内外厂家订单，增加制造业的附加值，实现在当地的本土化；大型物流服务商可以提供前置化生产与共同创造，完成“从佣人到管家”的功能提升，深度参与、介入制造业前置化生产，向研发和生产过程渗透、延伸，从研发、代理采购、零部件组装、销售各个环节入手，实行供应链全程配送服务，减少、消灭多余的物流、商流活动，降本增效、降耗增效，在切实替客户省钱中挣钱；加强标准化建设、品牌建设、物联网建设、物流智能化建设等等。
除了实行“调放结合、以放为主”的价格信号体系以外，发挥服务业深度参与调整经济结构和产业升级、提高金融、商贸服务业对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影响力和贡献率的内容十分丰富，可以做的事情非常之多。目前，广东物产集团、浙江物产集团、天津物产集团等大型批发企业已经与大型工矿企业形成供应链式的战略联盟关系，对制造业存量结构的变动产生了巨大的积极影响；以浙江专业市场为代表的批发市场集群已经对广大中小制造企业集群及其产业存量结构产生了巨大的引领、优化功能，并实现了“走出去”、国际化的模式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