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率是全球经济控制权争夺战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纳入特别提款权（SDR）而允许人民币自由兑换得不偿失。无论是实体经济还是虚拟经济，中国还没有准备好人民币自由兑换。
3月31日，重量级G20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高级别研讨会在南京举行，SDR成为争议焦点，实质仍是人民币汇率升值之争。
美国财长盖特纳表示，美国支持改变SDR一篮子货币的构成，但欲加入SDR的国家必须具备弹性汇率政策、独立的央行并允许资本自由流动。他强调：“SDR不是解决问题的最终方法，各国都认同应当调整SDR的货币组成结构，这种调整很可能是在中国（汇率制度）改革之后，而不会在此之前。”美国需要的是所谓市场化的、可以自由兑换的人民币，否则不会支持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
中国方面则坚持，加入SDR的先决条件并非一定是自由兑换货币以及浮动汇率。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表示，虽然人民币按照别人理解加入SDR的条件“还差一点儿”，中国也正在为此努力，但加入SDR并没有绝对的条件，“如果大家都欢迎，早一点进去我们也欢迎”，但他也表示，中国对此“并不着急，有耐心”。央行副行长易纲表示，SDR对纳入货币的要求是该国在全球贸易中所占比重，以及是否被广泛应用，人民币加入SDR“没有绝对的条件”，在全球范围内人民币被广泛接受还需要一个过程。
中国以人民币自由浮动作为条件以换取纳入SDR，得不偿失。
来自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的最新数据显示，3月31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6.5564，再度创出汇改以来的新高。由于汇率与通胀的双重压力，中国实体经济已经面临较大的冲击，东部沿海地区的出口已经处于不敢接单的困境。
人民币汇率上升有底线，那就是中西部地区能够利用低成本接手东部地区的制造业。如果连中西部地区的制造业都被高企的汇率摧毁，中国经济将在一夜之间回到十年前。现实是，庞大的未受过培训的劳动力将成为社会不能承受之重。按照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公布的数据，2009年，我国三次产业就业人口在总就业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分别为38.1%、27.8%和34.1%。我国从事第一产业即农业的比重过高，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比重依然很低，其中从事第二产业的比重，仅相当于美国工业化初期即1870年~1910年的水平；第三产业则比发达国家的比重低了一半。目前从事农业生产的人还有一亿以上要转移出农村，此时全球市场与内需都非常重要。
在虚拟的金融市场上，中国还不是国际大腕的对手，在欧洲等房地产市场所获得的收益，还不能遮盖在期货、套利、衍生品市场所遭遇的折戟之耻。
金融巨鳄们已经在中国香港布局，就差内地放开门户供他们折冲樽俎了。香港证监会3月11日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2010年9月30日，证监会持牌对冲基金经理在香港管理的对冲基金总数达538只，相当于2004年近5倍水平。继去年索罗斯在香港成立办事处后，因做空次贷衍生品一举成名的保尔森对冲基金也来到香港——3月3日，香港证监会公布，保尔森对冲基金公司已在2月21日获得香港证监会发放的第1类牌照，获准在香港销售自己和其他公司的基金，并从事经纪业务。管理资金规模达280亿美元的全球最大对冲基金之一德劭集团干脆准备将下一间工作室布局上海。
可以肯定，如果人民币自由兑换，那么在短期内就将经历从大涨到大跌的过山车行情，给中国经济留下的是一地鸡毛。不要以为西方世界真的不控制汇率，从美国到日本的量化宽松、在汇率市场的直接干预，都说明了市场化是逼迫他人的说辞，而自己不会规规矩矩照章办事。
最后，即使人民币纳入SDR，仍然不可能改变美元一元独大的局面，SDR只是计账单位，是平衡全球国家负债的手段。为了远期的目标，而放弃对货币的控制权是愚蠢的。只有SDR有了实际操作意义，或者美元允诺与可靠的货币锚挂钩，中国让度出汇率掌控权才有实际意义。目前最现实的博弈方法是谈判，让全球汇率保持平衡，防止主要汇率异常波动。
李稻葵先生在此次会议上指出，SDR方面的探讨仍有许多细节需要磨合，比如SDR在个体交易、私人交易等领域的推广。人民币被纳入SDR，长期而言肯定是有积极作用的，但是目前SDR在国际上并不是非常流行，中国不能因为短期虚名而让出实利。这是务实之言。夏斌先生也表达了类似观点。
人民币的市场化之路应该向德国学习，严格控制内部通胀，根据实体经济的竞争力一步步放松汇率控制的幅度，这才是中国经济避免大起大落的惟一可靠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