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经济全球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中国的中小企业要学会“全球化整合”，要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利用国际产业链调整、国际分工重组的机遇，积极整合全球资源，这不仅是中小企业加快自身转型的有效途径，也是掌控全球资源配置主动权的关键一环。
中国是拥有中小企业数量最多、发展速度最快且是一个发展与转型并行的国家。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相当程度上是依赖于中小企业的崛起。截至2010年初，中国工商注册的中小企业已超过1023万户，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0%以上。这批中小企业所创造的最终产品与服务价值、出口总额、交纳税收与就业人数，分别占全国的58.5%、68.3%、50.2%与80%以上。中小企业称得上是中国经济增长中最活跃的一环，也是全球产业链的重要产品提供者。
近些年，劳动力、资金、原材料、土地和资源环境成本不断攀升，人民币进入战略性升值通道，是金融危机之后，全球需求端减少，各类保护主义风潮渐起以及新一轮全球产业加紧洗牌，都使中小企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竞争压力，中小企业必须寻求转型突围。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小企业需要一种更加开阔的视角，要从“眼睛向内”转向“眼睛向外”，要学会以全球应对全球，而不是以中国应对全球。
21世纪是一个全球整合的时代。总体上看，竞争对象全球化、资源分布全球化、配置手段全球化、利益相关者全球化，使得资源整合的需求前所未有地迫切，资源整合的战略前所未有地复杂。全球化整合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走出去”获取国际资源；一个是全球化整合资源。
在第一个层面上，应该让中小企业担当企业“走出去”的主力军。2010年中国在海外投资为590亿美元，未来5到10年这一数字可能会超过中国每年吸收外资的数量(2010年中国吸收外资超过千亿美元)。国际知名金融数据公司Dealogic公布的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企业跨境收购的失败率为全球最高，达到12%；2010年，这一比率降至11%，但仍为全球最高。
相比之下，美国和英国公司2010年海外收购的失败率仅为2%和1%。中国国有大企业海外并购容易遭到东道国政治上的封杀，中小企业相对而言，不容易受关注，这也是为什么印度的海外投资和并购容易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个层次是：采用战略联盟策略进行国际合作，加速融入全球产业链，促进企业转型升级。可以根据企业的资源、能力和需求，选择供应链联盟、生产联盟、技术研发联盟等不同结盟形式。战略联盟不但可以创造规模经济，产生协同效应，有效降低成本，还可以克服产业壁垒，通过企业间的联盟合作进入新市场，获得新技术。
中小企业寻求突围的最好办法，就是要利用国际产业链调整、国际分工重组的机遇，积极整合全球资源，通过嵌入全球价值链实现全面升级，实现价值链由低端向高端的攀升。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下，中国中小企业全球化整合资源依然面临种种困境：
首先，我国中小企业不仅要与国内企业竞争，还要同一些发达国家先进企业竞争，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中小企业缺乏资金支持，融资相当困难，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还未有效地衔接，无形资产在国外抵押受限。
其次，在产品技术日益分散化、复杂化的今天，新产品、新技术的研究和开发需要大量时间和成本投入，且具有很高风险。企业单纯依靠自己能力已经很难掌握竞争的主动权，迫切需要国家的科技支持。
再次，中小企业“走出去”仍然是凤毛麟角，并未形成跨国趋势，大多数企业在对外投资过程中缺乏全局性的战略理念。
第四，目前，国际贸易保护的方式越来越隐蔽，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国家为维护本国经济利益，打着环保的大旗四处斡旋，各类层出不穷的绿色壁垒渐成风潮，今后各国碳贸易摩擦、碳减排配额及其分配问题等都会高度与这种壁垒联系起来，增大了中小企业应对的难度。
全球化整合不仅是中小企业转型的机遇，也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契机。国家应积极引导和鼓励中小企业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参与全球合作，构筑推进中小企业投资全球化、融资全球化、贸易全球化、技术全球化、品牌全球化及人才全球化的国际绿色通道。应该以产业布局和提升竞争力为切入点，提高中小企业海外布局的效率和效益，例如，寻找农业、林业资源可考虑东南亚市场；需要提升技术能力可选择发达国家建立研发中心；从节约成本角度考虑，可考虑劳动力成本低，具有一定基础设施配套能力的发展中国家，要结合当地的区位优势和自身的竞争优势，选择更适合的投资目的地，使中小企业在完成自身突围的过程中，充当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主力军。
在金融资本支持方面，中国可以参照国外成功经验，设立特别金融机构或建立特别基金，例如英联邦开发公司、德意志开发公司、丹麦工业化基金、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日本海外经济合作基金、韩国进出口银行、亚洲四小龙的“海外创业资本基金”、“海外损失准备金制度”等，帮助中国中小企业实现海外融资的便利性。
此外，在制度设计上，鼓励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目前最重要的金融支持政策是改革外汇管理制度，放松外汇管制，通过“藏汇于民”的方式实现对外直接投资自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