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扶贫开发协会执行副会长林嘉騋称，我国贫困标准有可能上调到年人均纯收入1500元，比2008年、2009年1196元的贫困标准提高了25%，贫困人口总数将因此大增，再回到9000多万甚至上亿都有可能，另外还要考虑受自然灾害严重威胁、发展不平衡等因素影响，返贫压力仍然较大。他还强调，提高扶贫标准是要让贫困人口过得更好，而不是解决简单的衣食问题。（《人民日报海外版》3月31日）
　　在这个物价飞涨的年代，贫困标准的上调乃是题中应有之义。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贫困问题最让人揪心的不是贫困标准高低，也不是标准一上调贫困人口就增加，而是“返贫压力仍然较大”，今年脱了贫，明年复又陷入贫困。况且，因为收入差距不断拉大而造成的“相对贫困”现象也愈演愈烈。这也恰好印证了林嘉騋先生的观点——扶贫不是解决简单的衣食问题，而是要让贫困人口过得更好。
　　至于怎么才能“过得更好”，才能不返贫，才能解决“相对贫困”困境，就得从致贫原因说起了。其实，世事无常，际遇有别，暂时的、短期的贫困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贫困就像一个难以自拔的“陷阱”，某些群体即便付出艰辛努力，也无法实质性改善生活水平，无法脱贫。更要命的是，这种“贫困陷阱”往往还通过一些制度机制不断地自我强化。比如，教育高收费，会让贫困的父母无力为下一代进行教育投资，从而削弱乃至扼杀下一代的竞争力，陷入一种“贫穷世袭”的恶性循环。再如户籍限制，农民工再卖力、再优秀，也因农民的身份而对城市户籍“望洋兴叹”。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就曾明言，贫困不是单纯由于低收入造成的，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基本能力缺失造成的。权利的缺失，使得处于贫困状态的人们很难拥有脱离贫困的机会，而贫困又使得这些人更加难以获得本应拥有的权利。比如，中西部地区农民的贫困，部分原因就农民缺少在教育、村民选举、生产资料定价以及土地处置等方面的权利。
　　真正的扶贫不只是解决钱粮财物，解决衣食温饱，更是制度公平。这就需要打破不合理的制度安排，并防止某些不合理的制度安排通过自我加强的习俗和惯例继续挖深“贫困陷阱”。而在这个过程中，权利的平等至关重要。通过权利均等，来改善贫困人口“能力缺失”，才能真正脱贫。